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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后改革大退化 未来十年国企将面临亏损

来源:《新华商》杂志 作者: 时间:2009-12-17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

从2049年看中国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一切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想当年,1978年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回想起来,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2008年那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税权宪政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放弃。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6000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5000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500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20世纪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反抗、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来解决财政危机。

2019-2049:再来一场改革开放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年至2008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得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阵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的改革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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