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院士评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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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让科研环境变得公平、科学，评价一个学者时，以其真正的科研成果与水平作为标准，而不是外在头衔

9月6日，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深改委会议强调要提高院士遴选质量，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会议还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完善院士遴选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实行退休退出制度，院士制度不断完善。

一周后，科技部、中央宣传部等22个部门发布修订后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其中包括取消院士称号在内的13条处理措施。

“研究科技政策或者实际负责科研管理的人都会关注院士制度改革。因为院士是我们国家最高的学术荣誉，有关这个群体的管理举措会影响到底下所有人才项目，比如‘杰青’‘长江学者’‘优青’的走向。”一位研究科技政策与管理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长期存在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对于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我双手赞成。”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学家于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于渌1961年毕业于苏联国立哈尔科夫大学理论物理专业，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年已经85岁，于2018年退休。他介绍，中国在院士制度的设置方面，受到苏联的影响比较大。这种制度下，院士除了意味着荣誉，实际上会享有一些特别的权利，包括能获取更多资源，以及意见更具权威性。

2021年，中国科学院选举产生了65名院士，中国工程院共选举产生84位院士，共计149人当选。当前，中国科学院有860位院士，中国工程院拥有971位院士。

近些年，中国非常重视科技发展和人才选拔，但在于渌看来，有的方面就做得有些过头。比如，有些地方政府或者单位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互相挖人，变成了一种恶性竞争。而学术水平的衡量，往往依靠各种各样的“帽子”，年轻一点的看“杰青”“长江学者”等称号，年纪更大一点的，就是“院士”。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徐芳等人在今年发表的文章《科技评价改革十年评述》中指出，人才计划的实施，一方面调动了科研人员及科研单位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滋生了上上下下热情高涨的 “帽子” 导向，形成各种攀比。对安心致研的整体环境而言，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不利于 “甘心坐冷板凳” “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精神的养成。

院士的强大光环下，院士工作站已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相关产业的一大“招牌”，也是当地政府的一种政绩表现。“两院”院士工作站是院士及其团队，与企业等建站单位合作的产学研协作平台，主要为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和技术攻关等，合作时间一般为3~5年。

孟星卫是某高校一位研究科技政策与管理的学者，近年去参观过一些南方的产业园、科技城。每到一地，当地负责人多会介绍，产业园里建立了多少院士工作站、在开展哪方面研究。但一位中科院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想办法“抢”院士，一个院士在多个工作站兼职，其实并不实际去开展工作，这种情况非常荒唐。

据《证券时报》2019年年末报道，消化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自2017年11月底当选院士以来，在一年半时间里，在全国20多个地方开设了逾80家“院士工作站”，并涉嫌为胶囊胃镜企业安翰科技高价“带货”。此外，李兆申还涉嫌学术论文剽窃，中国工程院对此介入调查。

地方政府邀请院士建院士站，会提供相应经费补贴。比如，根据沈阳市2022年的最新规定，院士（专家）工作站及学会服务站建设支持经费列入市人才专项资金。院士工作站建设周期为5年，支持经费总额最高300万元；学会服务站建设周期为5年，支持经费总额最高150万元。

2019年，中办、国办联合发文，对院士工作站的设立作出规定，要求每名未退休的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1个，退休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3个。中办、国办的意见指出，学术不端、浮夸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依然存在，如果任其蔓延，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就会受到侵蚀。

中国工程院院院长李晓红在2021年的院士大会上指出，院士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一些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他举例说，院士称号承载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个别院士应邀参加各种与本学术领域无关的活动，不合理站台、撑门面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院士在两个单位或多个单位受聘取酬，饱受社会诟病的“跑院士”现象屡禁不止。

被扭曲的一项荣誉制度

作为一项学术荣誉，在全球范围内，院士称号本来就是终身的。孟星卫坦言，为什么中国一直强调院士的退休与退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荣誉背后附带了太多非学术的东西。“我觉得根本问题在于，学术圈没有按照学术圈的规则在运行。”

比起退休问题，院士如何真正地退出，是更加棘手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只有当“帽子”和资源挂钩时，才要谈退不退出的问题，否则，没人会把它看得太重要。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学者李振兴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制度概述及其启示》中介绍，一个科学家当选皇家学会院士是代表同行认可，不代表大众的评判标准，也不能代表科学研究以外的成就。也正因如此，当选者不会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包括科研经费分配、工资和待遇、退休年龄等方面，不会有特殊的待遇和专门标准。

早至1998年，根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规定，年满80周岁的院士成为资深院士，他们不担任两院及学部领导职务，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推荐和选举工作，但可以自由参加院士会议。但是，年轻一些的院士群体，在项目评审、科研经费申请方面，依然享有很大权力。

一位中科院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科技部或者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项目，如果要申请，一个不成文条件是，必须要由院士来牵头。孟星卫的一位科研人员朋友也跟他说过，在理工科领域，如果不是在一个院士团队，想拿到诸如“优青”等国家级的人才项目很难。

2018年以来，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关于青年科研人员的减负行动，希望激发这一群体的创新活力，让他们得到更多支持。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城雄今年8月曾撰文指出，青年科研人员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的问题，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日益严重的科研界行政化趋势。

周城雄解释说，青年科研人员只能按照当前人才头衔阶梯式成长。科研人员没有相应头衔，也就难以获得攻坚克难所需的科研资源，包括经费、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研究生等。

于渌分析说，科研管理中，重要的就是人权和财权，如果一个院士退休了，还继续掌管这两项权力，那就是“退而不休”了。

2021年，李侠曾撰文指出，客观地说，院士制度是对科技人员以往成就的表彰，而不代表他们仍在科技创造力的高峰阶段。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73岁，其中65岁以上占比65%，工程院院士比中科院的老化程度还要严重。院士制度的最基本功能就是荣誉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院士制度在运行中出现了功能上的严重扭曲，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浪费。”

院士处在中国人才金字塔的塔尖，其功能对于整个科技队伍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李侠指出，中国院士制度从1955年算起，距今已有66年，期间实质性的改革不多，导致院士制度的运行与当下的社会发展出现不匹配，甚至出现诸多乱象。

回归真正的科学评价

近十年来，院士制度改革一直是个重要话题。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文件，院士年满70周岁退休；个别因国家重大项目需要，最多延长至75周岁退休。

不过，直到2018年，很多年满70周岁的院士也还没有真的退休。2018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院士退休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分批办理退休手续，稳妥有序推进院士退休工作”，即先从80岁起办理，再到75岁和70岁。同期资料显示，中科院院士中，80岁以上的占42%、75~79岁的占13%。

除退休外，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分别在2019年和2018年修订的“院士章程”中对退出进行了明文规定：当院士的个人行为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端，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和工程院声誉时，应劝其放弃院士称号；当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利益时，或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应撤销其院士称号。

事实上，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学术性已经呼吁了十几年。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研究科技创新战略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院士本身没有很强改变的动力，管理层亦有所顾忌，因而改革目标共识度不高。

这位学者表示，所谓“退出制度”，按照他的理解，应包含三方面含义：一是院士遴选阶段，候选人不廉洁自律、跑要荣誉、拉票、存在社会争议较大行为等，应停止或劝其退出；二是当选后，要退出利用院士名声可以获得与学术不相关的聘请、荣誉等利益；三是当选后，如果违背一些原则，应取消其院士称号。

因两院院士强大的话语权及历史惯性等原因，在孟星卫看来，院士制度改革的推进阻力还是很大的。“但我觉得一步一步地，比如说一次解决掉一个问题也不错。”

以院士工作站为例，2020年5月，广东省科协对截至当年3月31日仍在有效期内的312家院士工作站进行摸底甄别和规范管理，撤销278家院士工作站。与此同时，山东、湖南、安徽等省份也开展院士工作站的清理整顿。今年8月，河南省两院院士工作办公室公告，拟对73家省院士工作站予以保留，撤销其余267家省院士工作站。

今年5月30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院长李晓红汇报，目前严肃院士增选纪律的“八不准”已经在广大院士、候选人和机关干部中深入人心，“跑院士”现象已得到显著遏制。此外，中国工程院还针对此前备受关注的院士工作站开展了规范清退行动，目前已无不合规受聘院士工作站。

对于接下来的院士改革，李侠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明确院士制度的荣誉功能，使之与利益取向相切割；另外，院士一旦被确证学术不端，坚决采取退出机制，若不及时处理，就无法彻底遏制学术不端事件。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院士指出，美国有好几个科学院，一位学者被选为院士只是一项荣誉而已，一些著名的教授也并不是院士。所以应把当选院士这一事情淡化。于渌补充说，除了制度上的彻底改革，院士也要自律，要真的能以身作则来净化学术环境，把更多机会和资源留给有能力的年轻人。

在孟星卫看来，表面地实行院士退休与退出，难以达到改革的根本目的，改革必须要彻底、全面。比如说，应该鼓励真正杰出的学者来承担重大项目、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以“院士”的头衔作为唯一标准。现在国内知名大学里面提拔校长、甚至副校长，如果不是院士的话，基本没有可能，这就变相地鼓励了中青年科学家们想办法挤进院士圈，带来不正之风。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推进“破五唯”等科技评价体系的改革。然而，直到现在，“帽子”依然是获取学术声誉与资源的关键。“它会引导人们产生认知误判，认为有‘帽子’肯定就是厉害，然后就带来一些衍生的间接利益。把外在东西当成主要的，把成果当次要。”李侠指出。

其实，比起如何规定退休与退出制度，多位受访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让科研环境变得公平、科学，评价一个学者时，如何以他或者她真正的科研成果与水平作为标准，而不是其附带的外在头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孟星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