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假货最高刑罚「假货处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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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屡禁难绝 如何破局？

专家呼吁：降低制假售假入刑门槛 提高法定刑罚

假货为何屡禁不绝？违法成本太低！致力于打假的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排查出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例。但记者从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获悉，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有63例，共判决129人，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缓刑，实刑率仅19%。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呼吁，建议从立法上直接推动制假售假行为入刑，同时加大刑罚力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肃清假货。

获刑的129人中有104人缓刑

阿里平台治理部知产保护总监叶智飞公布了一组数字：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通过大数据模型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共排查出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

受执法资源紧张及诸多因素限制，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公安机关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为740例。刑事打击案件数量比2016年的469例增长了58%。

但740例案件中，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的63份刑事判决书统计发现，这些案件中被告人从被采取强制措施到宣判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共判决129人，判缓刑的104人，实刑率仅19%。而2016年，根据阿里平台治理部对当年能够公开抽取到的判决书分析，制售假案的缓刑率为79%。

违法成本低假货屡禁难绝

相对执法成本的高昂，制售假违法犯罪的成本却极低。2017年，西部某省公安机关在阿里大数据协助下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特大调味品案，警方跨多省缴获数十万袋假冒调味品。该案主犯师某之前在一家正规调味品厂从事打假工作，曾配合当地警方打击过假冒该品牌调味品的制售窝点。

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师某转而制假，2006年、2011年，其两次因参与制售假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均被取保候审，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进宫”。

同样在2017年，连云港东海警方也是在阿里巴巴数据技术的协助下，破获了公安部督办的一起特大美容整形假药案。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因在哺乳期未被采取刑事拘留而直接取保候审，被取保时她承诺再也不碰假药。但甫一获释，该犯罪嫌疑人便立即将警方追查一事通知众多微商好友，不仅重操旧业卖假药，还给其他微商们支招：“出事前，记录清空，交易记录删掉，要是万一被抓了，则对警方哭穷，把拿货价格说低。”

叶智飞介绍，正是由于犯罪成本过低，线下假货生产源头仍未根除，许多制假售假犯罪链条和网络依然活动猖獗，甚至形成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假货产业带。

假货毒瘤清理亟待法律破局

阿里巴巴法务部高级专家卫知则向记者表示，证据认定难是导致打击效果差的重要原因。

卫知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制售假违法犯罪的定罪量刑的标准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这一现状，导致“唯数额论”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复杂的线上销售和线下制假过程中，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对于电子证据的认定难以形成统一标准，以至于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非常困难，线上销售的违法收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较难认定，制售假犯罪分子往往得以逃脱应有制裁。

2017年，浙江省某法院在审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过程中，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侦查机关提取了电子数据光盘，内含交易及支付转账交易等相关信息，被告人确认该电子数据光盘具有真实性。

该光盘内含信息显示，被告人名下的网店店铺通过含“三星”、“金某1顿”内存条名称的链接进行销售的金额达1540万余元，考虑到本案部分下家未查实及难以排除销售的部分内存条存在白条、正品之可能，公诉机关最终就低以总销售金额10%即150万余元认定。

专家呼吁

降低入刑门槛 提高法定刑罚

一直关注假货治理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再度提交了《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朱征夫提出，“倘若不对制假行为作出最严厉的遏制，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

朱征夫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只要销售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达五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六个月以下的拘役。这个门槛看似不高，但问题在于，明知售假者卖的是假东西，因是现金交易，双方交易完就离开，没有票据之类的证据，想拿出其销售额超过五万元的证据很难。

针对线下举证困难问题，朱征夫建议直接推动制假售假行为入刑，同时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罚，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

他说，酒驾入刑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实现。危险驾驶，只要驾驶者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就直接定罪，不一定判刑，但可以定罪。对制假售假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哪怕是没有达到相应数额，但是已查明有制假售假行为的，就按照刑事犯罪来处理，量刑标准可再讨论研究。

此外，朱征夫还提出，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档为三到七年。“这一法定刑档从1997年刑法开始沿用至今，未曾修改。立法滞后，制假售假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远高于犯罪成本，容易出现累犯、再犯。”朱征夫说。本报记者 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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