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避孕套为什么脱销「安全套什么时候发明出来」

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疫情期间避孕套为什么脱销「安全套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相关知识，最近很多在问疫情期间避孕套为什么脱销「安全套什么时候发明出来」，希望能帮助到您。

2022年6月8日，曾经被业内看作“国产避孕套第一品牌”的桂林乳胶厂，以4.5亿元被稳健医疗100%收购。收购方更看重的是其手套产能。 （视觉中国/图）

2020年4月，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最大避孕套生产商马来西亚康乐公司因疫情停工，一度传出“全球各地避孕套短缺，令人恐惧”的说法。

“对于旗下避孕套产品倍力乐而言，这或许是天降大任。”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下称桂林恒保）总经理胡智强当时言之凿凿。

他认为，疫情影响下，消费者无事可做，马来西亚深受疫情影响而中国相对平稳，市场需求将会有所增加。桂林恒保已经提前规划布局，完全可以扛起友商停工造成的全球避孕套短缺压力。

但两年过去，结果却完全相反。

纽约邮报官网一篇报道显示，康乐公司在2022年1月披露数据，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司财务状况疲软，销售额在过去两年里下降了40%。

胡智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公司避孕套的增长是缓慢的，而医用手套基本上是连年翻番。”

这个结果也大大出乎外界的预料。国产品牌“大象”避孕套联合创始人兼CEO赵川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两年多来，其他行业的老板都表示很羡慕我们，认为受疫情影响，人们居家，一定会带来避孕套产品用量的暴增。但其实并非如此。”

转型医用手套

桂林恒保位于广西桂林市。背靠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东南亚地区，桂林从1960年代就开始布局橡胶全产业链，曾经是中国橡胶产业最齐全的城市，其中就包括乳胶中的避孕套产品。

1966年，由原化工部投资兴建成立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桂林乳胶厂）。2008年，广西桂林爱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下称桂林爱超）成立，连同胡智强的桂林恒保在内，三家企业在桂林避孕套行业中较为出名。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这三家企业境遇各不相同——其中一家亏损，另一家被收购，还有一家通过手套业务，反哺避孕套业务。

陈华是桂林爱超的中层人士。疫情之初，他也曾判断避孕套市场将迎来销量增长。但从2021年7月开始，公司业绩情况开始出现较大变化。

“以前我们的生产线都开完，但现在十台单排机只能开三台，双排机只开了一台。2021年3月，我们每个月还有十五六万元的流水，现在只有五万元了。”陈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看到身边的同行因资金压力转型去做手套，陈华不得不承认，疫情带来的变化，对自己的公司而言，是明显的下降趋势。

2022年6月8日，曾经被业内看作是“国产避孕套第一品牌”的桂林乳胶厂，以4.5亿元被稳健医疗（300888.SZ）通过网络竞价100%收购。这个价格让当地一位从业者唏嘘，“如果桂林乳胶厂还能保持十年前的状态，这个企业至少值10亿”。

令这位从业者感慨的是，桂林乳胶厂被收购还不是因为避孕套，收购方更看重的是其手套产能。在稳健医疗的收购公告中，手套业务较为吃重，2021年，医用乳胶外科手套占公司总收入的55%。

桂林恒保早在2002年就推出了自己的避孕套品牌倍力乐，至今产量超过一百亿只。胡智强曾对其寄予厚望。2019年，因战略调整，桂林恒保开始生产医用手套。他强调“并不是因为疫情原因”。

四年过去，胡智强对企业的战略目标，变成了将医用外科手套做到世界第一，然后再回头来利用资本的实力加大避孕套的推广力度。

“桂林市场受疫情影响很明显，不少企业都是用手套来弥补避孕套的亏损。”陈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赵川提供的数据是，大象品牌此前合作过的二三十家避孕套厂商，过去两年来，因经营压力转型做手套业务的有六七家，“这比例不低了”。

疫情影响了什么？

根据天眼查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有5400余家计生用品相关企业，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计生用品、避孕套、安全套”。

2020年至今，约有1100家避孕套生产相关企业注销，其中2020年425家、2021年473家、2022年截至6月14日为203家。

“我们身边的企业，归零（破产）的有二三十家。”赵川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过去，经济不景气常常会带来避孕套销量的增加。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韩国作为影响严重的国家之一，避孕套销售额却迅速增长。经济危机时，失业员工增加，情侣有更多时间在一起。随着人们收入的降低，生育不再作为必选，继而导致避孕套需求增加。

但这次疫情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2020年年底，世界最大的医学和其他科学文献出版社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期刊Sexologies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COVID-19对性生活的影响》。

南方周末记者在Science Direct平台下载了此份报告原文。这一平台是Elsevier的电子数据库产品。

这份报告指出：从数据分析来看，在大流行之前，人们性行为的频率比大流行期间高了4.4倍。

报告指出，这种下降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也可能是由于人们感知到的危险。人类有保护自己生命的先天能力，这种能力比繁殖的欲望更强烈，所以人们现在所感到的死亡焦虑可能是减少与他人性亲密欲望的原因。

此外，因疫情导致的社交限制等措施加深了一般人群的抑郁程度，根据其本身的定义，这就转化为较低的性欲。

而避孕套公司负责人观察发现，疫情带来的影响与避孕套的行业特征有关，一是使用场景，二是销售渠道。

胡智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疫情对避孕套行业带来改变的最主要原因是，消费者的使用场景发生了明显变化，家庭之外的使用场景减少。”

赵川在疫情之初，就认为避孕套行业大概率会有所下降，不会出现行情暴涨。大象品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市场避孕套的使用场景，接近一半是发生在家庭以外的地方。

疫情影响下，2020年春节前后，国内酒店入住率一度下滑超过80%。

从销售渠道上来看，避孕套作为消费品，采取的是线下（药店、便利店、商超）、线上销售结合的模式。赵川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过去线下渠道占重要比例，但随着电商的发展，目前以大象为例，线上线下渠道各占50%。”

赵川表示，如果说疫情对公司带来的影响，线下还是会更明显一些，这是因为物流的原因。“电商渠道虽然也受影响，但TOC的物流，在疫情大考之下，远远要稳定于TOB的物流情况。”

胡智强同样认为，疫情带来的变化趋势是，“我们公司的线下医药连锁店以及超市的降幅较大，线上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增长。”

上海一家两性健康用品电子商务公司董事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除了酒店入住率大幅下滑外，2022年公司仓库关闭超过两个月，快递发不走导致业绩受到明显冲击。

“疫情只是放大镜”

不过，在采访过程中，多位业内人士均表达了同一个观点，疫情虽然没有刺激避孕套行业大幅增长，但总量并没有明显下滑。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市场中受影响较大的品牌，是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叠加了疫情影响所致。以桂林乳胶厂被出售为例，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可惜，也不可惜。”

可惜的原因是，这样一家历史悠久的好企业如今却四处求转让。不可惜的是，桂林乳胶厂已经代表不了现在的国产品牌，成本高，技术多年没有变革，营销不思进取。

这些从业者对“中国是否进入低欲望社会”的疑问嗤之以鼻。上述电子商务公司董事长多次前往日本考察，在他的观察中，日本的确进入了低欲望社会，但这个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

他的公司除了涉足避孕套产品，也涉及两性健康用品。他举例，日本市场中，有些客户购买玩具类产品的次数和频率多到难以想象，因为他不结婚。但中国市场，消费者更多是用一两次后，就不会再重复购买。

“当天猫月度活跃用户数量达到8亿时，成人用品的月活量还不到4000万。因此我们满足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需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和增长幅度有多大？市场上的统计五花八门。有行业人士提醒，有些统计数据会将生产企业的产能等同于销量，但这显然是个错误。

赵川提供的数据是，中国市场整体销售额在100亿元左右，在过去十年间行业体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每年增长的幅度都在个位数。”

但胡智强提供的数据为：中国避孕套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

作为世界避孕套消费第一大国，目前在中国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分别为：英国公司利洁时(ReckittBenckiser)旗下的杜蕾斯、日本品牌冈本，以及杰士邦。曾有数据显示，杜蕾斯与冈本在中国市场份额超过60%。

但即便是这些市场领先者，也同样受到疫情冲击。

利洁时2021年年报中提及，“2021年的整体业绩受到了旅行和工作场所回归速度慢于最初预期的影响”；冈本工业公司2021年业绩数据显示，冈本2021年出现总收入增长，净收入和营业利润下滑的情况。

人福医药目前持有杰士邦20%股权，公司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杰士邦近两年销售处于增长情况，并未出现亏损情况。”

当行业消费总量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胡智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个行业过去两年很明显的变化是高价产品在减少，低价产品在增多。”

根据陈华提供的数据，桂林爱超旗下的避孕套产品主要走低端路线，供货一般在三线城市，医院等线下渠道为主，品牌定价约2.9元/枚。在陈华看来，除了三线城市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外，大品牌的下沉挤压了低端市场。

在胡智强的观察里，当市场竞争进一步激烈化，高端品牌价格在下沉，以前靠低价可以生存的国产品牌，目前受到了大品牌的低价压制。比如行业排名前三的巨头，有些产品甚至卖得比国产小品牌还要便宜。

在即将到来的618电商促销活动中，天猫平台上，杰士邦推出的促销活动中，在叠加各类优惠券后，相关避孕套产品仅需要1.51元/枚。杜蕾斯产品可达2.2元/枚，冈本相关产品可降至1.7元/枚。

多位国产避孕套品牌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杜蕾斯、冈本、杰士邦三家头部公司近年来增长乏力。其中一位人士表示：“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外资头部品牌从2020年以后，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至少是20%以上的下滑。”

这个阶段中国企业需要做的是什么？赵川和胡智强都提到的是——品牌与技术。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技术变革，国产品牌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技术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专利量上。根据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检索，目前全球158个国家/地区中，共有1.3万余件避孕套相关的专利申请。其中，中国市场共有2300余件专利申请。从趋势上看，在2015-2022年间，全球以及中国的避孕套累计专利申请均保持平稳增长。

根据智慧芽提供的数据，从中国范围来看，避孕套申请专利量前五的企业中，首位为桂林恒保，拥有的专利数量超过50个。从品牌申请的专利来看，杜蕾斯所属的利洁时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目前共有240余件专利申请；冈本及其关联公司目前共有70余件专利申请；杰士邦及其关联公司目前共有60余件专利申请；大象及其关联公司目前共有7件专利申请。

在这些从业者看来，疫情只是放大镜，一些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国有品牌，没有疫情影响也会在行业竞争中被淘汰。

（应受访者要求，陈华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梅岭 南方周末实习生 潘云石 郝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