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支付发展迅速,移动支付主要经历了「中国商业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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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包慧 杭州报道2022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高质量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主要目标，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主线，筑牢金融与科技的风险防火墙。

历史长河里，10年不过沧海一粟，但对于中国的金融科技行业来说，却是一段几乎都发生在手机里的漫长而又特殊的旅程。

2013年6月，余额宝横空出世，从0到全球最大规模的货币基金仅用了一年多时间。技术对金融产品和模式产生的指数级冲击力，让中国乃至全球第一次看到金融✖科技（Fin✖Tech）的巨大影响。

从余额宝上线开始到2015年6月，金融科技行业从低点到高点只花了两年时间。不断变化的技术创新和用户行为成为塑造金融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随着规模迅速扩张和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模式带来的金融稳定与安全问题。

2015年成为金融科技的转折之年。这一年，被称为金融科技的监管元年；这一年，也是中国金融科技企业赴美上市元年。也是在这一年，央行、证监会、当时的银监会和保监会这“一行三会”相继出手出台了金融科技所涉及其所辖领域的监管意见。2017年11月，国家级层面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金融科技行业从此进入强监管周期。

2015年6月开始至今，监管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让整个行业回归本源，行业处于周期转换“阵痛区”，传统的流量驱动和监管套利动能日渐衰竭，但站在长周期视角看依然占尽了趋势红利。

如今的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方兴未艾，数字化大趋势下，金融科技的新业态、新模式仍将继续给金融业带来深刻、深远的影响。是否能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持防范金融风险的基本底线，是金融与科技能否可持续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移动支付撬动金融科技潮起

——过去银行业把支付看做是存贷款业务的附庸，才有了后来支付宝和微信的故事。

在中国的金融与科技版图中，作为关键入口，移动支付连接着数据和场景这两个最重要的端口。

从1998年首信易的诞生算起，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已有20余年历史，但真正给银行业带来巨大的挑战的还是要从支付宝说起。诞生于2004年的支付宝无牌经营“裸奔”7年，一直到2011年才拿到央行发放的第三方支付牌照。

在此后，移动支付浩浩荡荡裹挟用户而来，推动金融科技的浪潮汹涌。让银行没有想到的是，移动支付成为超级流量入口和获客手段，并引领了金融科技的浪潮。

在商业世界，流量是稀缺资源。在任何场景下，支付都是最无感的流量入口。账户级的支付平台还具有双边网络效应，用户和场景一方的增长将带动另外一方增长，呈螺旋式上升：用户增长将吸引更多场景方加入，随着更多场景方加入，更多用户会进来。螺旋式增长的背后是平台对双边的通吃，对于场景方来说，支付平台除了提供支付通道，还可以提供精准营销、精准获客的服务；对于用户来说，支付平台也能提供特定场景下的消费分期、理财等金融服务。

支付背后的个人用户账户是所有金融业务的起点，支付这个基点撬动的信贷、消费、理财等在线金融业务，就是近年金融科技巨头们的业务发展路径图。蚂蚁金服的发展路径就是如此，从支付宝到余额宝，再到花呗、借呗，一步步将原本的支付用户变成了理财用户、借款用户、保险用户，这个时候的银行后悔也来不及了。

“过去我们不重视支付业务，看作存贷款业务的附庸，所以才有了后来支付宝和微信的故事。” 一位股份行电子银行部负责人8月18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监管层也认为银行在支付业“引领作用发挥得不够”，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商业银行过去缺乏忧患意识和反应速度，对支付认识高度不够所以在零售支付的竞争中不断退缩。

但归根到底，移动支付的成功并不只属于支付宝或微信，而属于整个金融行业，因为每一笔交易都100％离不开银行的客户账户和资金通道。

金融科技“两面性”

——强监管周期开始，互联网巨头们纷纷与“金融”撇清关系，而银行业成为金融科技的主力“正规军”。

自余额宝开始，科技对金融的渗透经历了从支付到理财、信贷等业务的变迁，随着各种智能获客、大数据风控技术的推广，金融业和场景方的融合深入，各种业务的技术渗透天花板都已渐渐逼近。

事实上，回溯中国金融科技爆发的最初几年，可见，并非技术上的绝对取胜，事实上，更大程度上是资本携技术优势的监管套利。在此阶段，无论“存钱”还是“借钱”，都难免与“野蛮生长”的金融科技正面遭遇。

2015年金融科技的监管转向其实只是整体经济开启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被质疑过于宽松，2012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已逼近百万亿的关口，M2/GDP的比例也高达180%。此后M2增速开始趋势性下行，但从M2/GDP比例看，2012年180.9%至2021年末208.4%，10年上升了28个百分点。

2015年“去杠杆”成为关键词，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后，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定调，要推动经济去杠杆，金融领域首当其冲。

金融领域的强监管周期开始之后，互联网巨头们从上半场一拥而上申请金融牌照，转向与金融脱钩。几乎与此同时，银行系科技子公司开始密集涌现，截至目前已经超过17家。银行业从被科技重塑的对象，变成了金融科技的主力正规军。

2015年兴业银行在银行业内率先成立了科技子公司兴业数科，2016年股份行招行和光大也相继成立了科技子公司，2018年建行成立了建信金科，成为首家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国有大行，2019年工行和中行也相继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大多是全资持有，具备较强的资金和技术实力。

2018年4月，百度宣布拆分百度金融启用新品牌“度小满金融”独立运营。2018年11月20日，京东金融宣布升级为京东数字科技。蚂蚁则在2020年宣布启动上市前一个月从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科技。

央行发布的《2019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提到，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存在信息安全隐患，增加金融体系关联性和顺周期性，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对现行金融监管形成挑战等等。比如部分科技公司拥有支付清算、征信和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等金融基础设施，对相关领域的规则制定、准入退出等产生影响。

这份报告肯定了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普惠金融，在便利金融交易、满足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面向公众的金融活动，不管是否以技术为名，都要从严监管。”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公开表示，“只要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依法接受准入管理，落实功能监管，保持监管的公平性，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确定业务实质。只要业务实质相同，就要采取一致的政策取向和监管规则。保护无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利益，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

如何吸取教训，如何在保护隐私和数据整合使用间找到度，如何界定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各方如何合力解决数据的隐私、归属权和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等等问题，是行业未来几年的核心命题。

从科技引领到金融业务驱动

——所有经济行为的本质都是人心所向。但要理解人心，仅盯着数据和模型是不够的。

金融科技下半场怎么打？在强监管态势下，行业普遍面临去金融、转科技的痛苦转向，旧的金融业务（主要是信贷）曾支撑了高企的估值泡沫，新科技业务则与赢利仍有距离。

不计风险和试错成本的监管套利型业务已没有生存空间，没有互联网母体公司的用户、数据、技术、场景和品牌的基础，不可能有衍生金融业务。反过来，如果不能通过金融业务积累一定数量级的忠实用户并获得收入和盈利，在母公司无力继续投入的情况下，退出也成为明智的选择。

现在回头看，曾经的争论——“Fin在前还是Tech在前”显得毫无意义。严格来讲，几乎所有的所谓互联网创新业务都只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的空白，谈不上对传统模式的颠覆。比如说余额宝，也没有金融本质上的创新，只是打通了货币基金和消费体系之间的阻隔，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更快捷的申购赎回和消费方式。

所以未来双方合作的思路将从科技引领，回归到金融业务驱动。

至少在名字上与金融划清界限之后，互联网巨头们的路线转向也特别一致，都积极推进开放平台策略，与传统金融机构深度合作以求共赢，在2017年6月蚂蚁就宣布所积累的技术能力和产品将全面向金融机构开放。

只有真正实现深度定制才可能发现此前隐藏的深层次问题，这时双方发现，合作中最大的摩擦就是“双方都当惯了甲方”。

金融业务复杂程度高，传统互联网业务更多是小额高频且较标准，在合作中会产生双方都没有想到的问题。“有些系统如果不在银行里落地，互联网公司可能跑十年也发现不了有些问题。反过来也是，如果不与互联网企业合作，银行也可能摸索十年也发现不了自身的一些问题。”一位银行科技部门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好的技术能否落地要看能否结合银行实际情况进行改造。

从科技能力整体来说，互联网企业的投入和储备都比大部分银行要高要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都很领先，银行也意识到互联网对新科技的运用能力值得学习，这是双方能够合作的基础共识。短期来看，基础的贷款、支付、理财业务合作上，互联网机构和银行合作已有深度，不论是从交易量还是收益分成上双方都能看到成效。

一位数字化转型较早的银行科技部门负责人8月18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趋势是通过合作赚各自优势能力的钱，互联网靠流量和技术优势赚钱，银行靠资金和风险管理能力赚钱，这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合作之路。“我们合作更多是业务 科技，并非单纯技术合作。过去他们与银行合作的态度比较强势，现在整体在调头。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大的互联网机构虽然都说要转型做科技，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金融。”

对于金融科技的未来，监管层早已指明了方向。在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基本底线这两大前提之下，发展技术赋能的金融服务，为金融业提质增效。

所以，对科技而言，各类机构都可以在持牌经营的前提下，依托技术或场景优势，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丰富金融组织体系。对金融而言，金融机构也能对接电商平台、供应链等各类实体场景，探索大数据驱动不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运用科技手段完善支付清算、登记托管、信用信息共享等金融基础设施。

但未来的任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都要从是否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普惠性，对金融业和宏观调控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评估。

运用科技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是被鼓励的方向，而以技术为外衣，脱实向虚，形成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的空转则是要被严厉打击的方向。

金融科技让互联网和金融这两个行业生态都产生巨变，最大的价值或许在于，新旧交替推动了金融不再像工业时代以企业为中心，而开始以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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