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为什么都在大城市「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

互联网 2023-06-07 1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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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越大,人的自由度越高。但是互联网的到来,理论上使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一键走到中心。既然如此,还何必劳神费力,到人多的地方求取安全感?

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657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比2012年末提高4.8个百分点。除4个直辖市外,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建制镇数量达20883个,比2012年末增加1002个。

在地级以上城市中,按2015年末市辖区户籍人口划分,100-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增长迅速,达到121个,比2012年增加15个;300-5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13个,增加4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13个,增加1个。

也是在前段时间,马云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电商大会。

底特律曾经因为生产汽车而闻名于世。汽车业的外迁,使之成为一座正在衰败消亡的城市。实际上,中国的一些资源性城市,因为资源衰竭,也在消亡之中,除非发展出新的替代产业。

▲马云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电商大会

除了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政治中心,一座座城市的兴起,多由于它能够带来财富,能够提供无法替代的各种信息,安全保障,文化娱乐,以及便捷的公共设施。如果财富创造能力衰败,城市的其他魅力也就逐渐黯然失色了。

但说到底,从古到今,人民向往城市,归根结底,是向往自由。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中世纪早期的“城市”,是教会的行政中心,在经济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在战争时期,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难所,即城堡。

但商业的复兴,逐渐改变这些特征。先是附近的小商人到城堡寻求庇护,接着交通要道上过往的商人需要到城堡休息,存放货物。原先的城堡不敷使用,于是在城堡外修筑居住地。新的居住地的生活,与老城堡完全两样。新居住地的人,逐渐被称作“市民”。

商人的到来,也引来工匠,这便是最早的工商业社会。其中的大商人,成为市民阶级的领袖。

在欧洲中世纪,市民阶级最不可缺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行动、营业、和销售货物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市民阶级看中自由,仅仅是因为看中自由后面的利益。

市民阶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逃亡的农奴。

逃亡的农奴来自远方,他们的领主已经无法把他们找回去。他们的父母不是自由人,但是他们自己的奴隶身份已经无法恢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人。这种状况,引起贵族和领主的憎恨,把城市称为“可恶的市区”。

自由成为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也是城市这块土地上的特权。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中世纪欧洲,市民逐渐拥有了自由

以上历史,见诸《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这本书。实际上,放眼全球,以工商业为原动力建立起来的城市,从一开始,多已植入了自由的基因。

处在社交能力边界内的城市

中国当代城市的急剧增加,最重要的动力,当然来自工商业的勃兴。但是中国当代城市与传统城市又有血肉联系,与传统乡土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城市人口过半的情况下,它一方面在作别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惶恐不安地琢磨未来。逃离北上广和重返北上广,固然有房价高昂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无法直面当代城市。

想回到过去,但发现过去已经不再,没有你的位置了。

诚然,“逆城市化”是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中国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这种潮流。但是通读很多个案,很多难以回去的原因,却是西方中小城市很少出现的阻碍因素——人情。很多人惧怕回到中小城市的原因,就是怕纠缠于人情,从而丧失独立性,自由的部分丧失。

研究人际关系的专家认为,一个人能够建立比较稳固社会关系的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如果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也算亲戚朋友,那么通过间接关系,一个人可以找到的社会关系,大概有两三万人,有的人社交能力比较强,这个社交能力的边界,大概在六七万人。

而两三万到六七万的人口规模,恰恰是一座县级市或县城的人口。这就注定了,以县城规模为特点的中国城市,本质上仍然是个乡土社会,是个人情社会。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县域之内,人与人之间,到底是人情社会。任何两个看似毫无瓜葛的人,多半可以通过乡邻、同学、朋友、亲戚,一重或多重,扯上或近或疏的关系。不过县域之内,各种资源也很紧张,如果关系稍远一些,关系形同没有。所以,如果要在小地方上混,经营各种关系是一门最大的学问,其他都不足观。

当然,如果没有到北上广或其他大城市长时间(比如一两年以上)生活工作过,一辈子待在中小城市,“习焉不察”,未必觉得有多少无法适应之处,但如果在大城市以上呆过比较长的时间,就会对把大量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关系感到无所适从,可能有比较强烈的自由被剥夺的感受。

基于这种未必为人所明察的原因,使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非常向往大城市,而且越大越好。因为城市越大,人的自由度越高。

当然,在中国,城市的大小,资源的富集程度,信息的密集和有效程度,文化娱乐的档次,基本上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大小,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突破人情限制的可能

就在中国城市化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高速行进,大城市越来越多之时,互联网的斜刺杀入,对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带来变数。

首先,它突破了人际关系的肉体限制,其精神可以融入到一个统一的虚拟世界。人的肉体在哪里,显得不像先前那么重要了。

前几天有一条消息,说是乡下的爷爷奶奶想利用暑假,接城里的孙子来玩,但孙子拒绝了,理由是乡下没有wifi。反过来可以设想,任何地方只要有wifi,人就不会与虚拟世界“失联”,人的恐慌和不适,就会大大下降。

因此,其次,在人聚居得越多的地方,(传统)媒体越发达,越容易产生众目睽睽的效应,人更有安全感,更可能产生有效的规则。反之,人的安全感,正义的实现,规则的践行,要难一些。

但是互联网的到来,理论上使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一键走到中心。既然如此,还何必劳神费力,到人多的地方求取安全感?

再次,从财富的取得来说,由于相当部分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正在快速向互联网转移,鉴于互联网几乎没有物理距离,因此,理论上你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参与财富创造和分配,而不一定要将自己的肉体移动到现时财富中心。

最后,鉴于文化娱乐是最先被互联网“收编”的行业,任何地方,只要有网线,通过互联网的文化娱乐,基本上已经全球均质化了。

从数据上看,城市化率的速度还在节节攀升,但是否会沿着传统的方式走下去?毕竟,互联网和电商正在深入最偏远的农村……

实际上,如果倒退20年,互联网像今天这样发达,我自己还会不会一门心思想着挤进大城市,还真是个未知数。(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