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义乌「义乌圣诞节去哪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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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集装箱，义乌的圣诞用品无法开始自己的跨洋之旅。另一面，圣诞节的气氛早已弥漫开来，国外的人造圣诞树价格上涨了10%-30%。疫情和远在太平洋东岸的港口大堵塞，既影响很多外国家庭买到物美价廉的圣诞树，也翻转了义乌商人10平方米的店铺和营生。

文 | 钟艺璇

编辑 | 楚明

运营 | 月弥

蝴蝶的翅膀

11月底，上午10点，我在这里遇见了李国山。他正低着头刷短视频，身后是无数比人还高的圣诞彩条，贴着墙根密密垂下来，又哗地一下砸在地上。10平方米的小店，存挂着1千多种不同款式，他恨不得在天花板上也布满它们——假如客户会抬头看商品的话。

看到我，这个40多岁的浙江义乌商人从老板椅上起身，邀请我坐下。他准备给我泡茶，俯身在右侧的柜子里摸索了一阵，愣是没找到一个一次性纸杯，最后开口从隔壁店铺借了一个。

“没生意啊，杯子都不准备了。”他说。

疫情后的义乌商贸城，外国客户已经鲜见。远在美国长滩和洛杉矶港口的堵塞让大批圣诞树漂流在路上，迟迟无法发货，商人们只能干着急。另一面，圣诞节的气氛早已弥漫开来，由于供应短缺，国外的人造圣诞树价格上涨了10%-30%。

以往李国山的小抽屉里会有大把的速溶咖啡、一次性纸杯和外国客户点名要的“China tea”。他的时间就是金钱。义乌商贸城8点半开门，外国客户过去会早早等待在外商通道旁，带着一帮中国人冲进狭小的店铺里，有翻译、摄影、记录员，“乌压压的”。用他的话说，“客户得在门口一个一个排队谈”，谈成了，开心了，非洲客户还会顺带揣走一把速溶咖啡。

商贸城下午5点半关门，6点断电，以前没人舍得这半小时。在电脑关机的最后一刻，匆忙结算完毕，李国山会带着客户往地下室走，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门，专门留给工作人员出入。

超过6万个商铺组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从外头看，它像一抹巨大弧线，而李国山所在的三楼A区不过是圆弧的一小节，却是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集散地——这里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圣诞用品。

曾经的热闹成为这些义乌圣诞老板们闲聊时的回忆。中午，他们把过去接待客户的塑料凳搬到门口，一边吃快餐一边聊天。在这里，无论男人、女人，年轻或是年长，都能对当下的国际局势侃侃而谈，上到政策，下到行业黑话信手拈来。见我坐在一旁，李国山瞟我一眼，“其实我们说的东西，你这种大学生是很难懂的”。

他们的确是最为敏锐的一群人。2006年以前，天津人李国山在乌鲁木齐做圣诞彩条外贸生意，专门从义乌进货倒卖给俄罗斯人，因为离得近，“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但后来俄罗斯人不再向李国山买货，直接奔向义乌避开差价，他感觉生意不好做，“俄罗斯人越来越精明”，决定火速打包行李去义乌发展。

时至今日，义乌的圣诞用品链条已经颇为成熟。一个义乌产的圣诞树、圣诞老人、圣诞彩条乃至灯饰，从订单、生产、运输到海外港口卸货，将会经过多人之手，其中便包括李国山这样的义乌供应商、外贸公司或者货代公司，最终再借由货轮抵达海外。

这个链条又是脆弱的。蝴蝶的翅膀只要轻轻扇动，风便能轻易吹到任何环节。疫情和远在太平洋东岸的港口大堵塞，彻底翻转他这10平方米的店铺和营生。以前李国山有打不完的电话，有接待不完的客户，他没有时间吃午饭，门口不到3米宽的狭窄过道被挤得水泄不通。但现在下午4点钟一到，他准时把卷帘门往下一扯，转身就走人。

时间成了义乌圣诞老板们如今最充裕的东西。他们坐在铺子门前，懒洋洋地招呼零星的客户。不少位置好的圣诞用品批发铺子，已经转手短租给春节灯笼门店，圣诞歌就这样一阵一阵地飘荡在虎年字符的大红灯笼里。

▲ 圣诞用品店铺旁边已经卖起了春节对联。图 /钟艺璇

无法跨洋的圣诞树

在商贸城，每个义乌商人桌上都有份统一订阅的商报，但李国山把它压在茶杯下，从来不看。等看到这些信息时，“那就来不及咯”。

这两年国内外疫情、海运涨价、港口堵塞的消息雪花一般纷至沓来，硕大的黑色标题第二天印在报纸上，都没有一通电话消息来得迅速。

圣诞树工厂老板王志飞9月初接到了外贸公司打来的电话，“美国客人说了，9月底再不出货，他就不要了”。在往年，圣诞节前的出货会持续到10月中旬甚至月底，但数万公里外的美国西岸，最繁忙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已经濒临崩溃状态，无数集装箱被滞留港口，卸货速度几近停缓。

这场被称为“世纪大拥堵”的港口堵塞，让王志飞的美国客人最后下了决心，宁可赔付定金，也不要这批货。“照美国现在的卸货速度，已经赶不上圣诞节了。”

早在5月份，王志飞就接到了相当于过去一整年的订单量，但现在这批货价40多万元的圣诞树只能躺在王志飞另租的800平方米仓库里，等待下一个圣诞节周期来临。

义乌的仓库几乎只能年租，他碰运气找了一个短租4个月的转租仓库，但也为此多花了接近5万元的仓储费。

太平洋东海岸冗长的卸货周期令一批批跨洋的集装箱有去无回，但与此同时，大量来自东南亚的订单又陆续流向中国，等待出口的集装箱供不应求，甚至“一柜难求”。

陈超是义乌港某仓储管理工作人员，他目睹了从去年以来集装箱价格的暴涨，“以前开往印度的一个柜子才2000多美金，现在涨到7000多，到非洲的集装箱差不多快2万了。最高有涨到4万美金的情况”。

没有集装箱，这些圣诞用品无法开始自己的跨洋之旅，这连带着义乌港也显得萧索起来。在过去，载着集装箱的货车在义乌港的门口排起长队，从早到晚，如今人车稀少，陈超不到4点就匆匆下班。

就算抢到了集装箱、货到了客户手中，回款周期也被拉长了。陈芳黎经营一家专卖圣诞帽的工厂，主要销往西班牙和泰国。她的老客户多为海外华人，一代传一代，一个叫Linda的年轻华人姑娘，接手了母亲的业务，定期向陈芳黎进口圣诞帽。

今年《鱿鱼游戏》风靡全球，Linda全款向中国供应商进了一批剧集周边产品，“货才55万元，运费就要45万元”。当时电影热度最高时，周边货极为紧俏，不是全额付款还有可能抢不到。但后来运费暴涨，高达45万元的海运费让Linda咋舌，这注定是一个赔本买卖。如今Linda的这批货仍在供应商的仓库中，等待运费降低再出货，“但再快也没办法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资金的紧张也令Linda无法及时向陈芳黎回款，8月份，陈芳黎向Linda出了一批价值16万元的圣诞帽，直到11月底，才收回7万多元，“还剩下9万多，Linda说最快12月安排”。

▲ 图 /《回我的家》截图

以往Linda一般到货半个月左右就会付款，“今年她的货一直被积压着，实在亏太多了。”迄今为止，义乌商人依旧以货到付款的形式与外商交易，这种交易需要具备一定信任基础，同时也背负着极大的资金压力。在海运暴涨的情况下，海外商人承担了高额运费，资金周转吃紧，必然影响其对供应商的回款周期。“这是一个风气，都这样的，你不愿意，自然有其他人愿意。”王志飞说。

“很多客户到市场上开单子，没有正式的合同，就是手写一张销货单。”仅凭一张销货单，甚至没有定金，义乌商人也会凭借信用通知工人开工做活。在义乌，对信用的重视随处可见，国际商贸城的大门外，就粘贴着几块巨大的白板，写着“诚信为本，信用无价”八个大字。

“纯粹就是靠一张脸”，没有所谓的生客，合作几年自然就成熟客了，在刚入行时，王志飞也十分不习惯，但他发现，自己不接待的客人，专门有人愿意接，“这样不行，万一他的客人做大了，以后做断了怎么办？”

这样原始的方式自然存在不小的风险，毕竟义乌商人和外商客户之间，还隔了外贸公司和货代公司，供应商们没有进出口权，极少与外商直接交易。行走在义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除了批发市场外，就是外贸、货代、银行和商务酒店。

李国山从抽屉里拿出个蓝皮的合同夹甩在桌上，“看到没，全都是欠款跑路的”。他随意抽出3张单子，“这里就是9万”。经常有冒充外贸、货代的诈骗公司，向商家订货，收货后就消失。而这种不可控因素，在海运费用暴涨同时，也增加了资金链的断裂风险。

原材料的涨价同样是钝刀子割肉，今年2月开始，棉花价格从去年均价14000元/吨左右，上涨到今年最高24000元/吨，涨幅高达71.4%，这直接导致圣诞老人肚子里的棉花贵了。而充当圣诞树枝干的铁丝和枝叶的PVC皮料，也纷纷涨价，就连陈芳黎圣诞帽的包装纸也贵了，“350克1毛1，现在300克1毛8”。

圣诞用品是低价值商品，商人们为了维持成本，必然只能向下游客户加价，“但是就算涨1毛钱，客户都叫苦连天”，李国山说。海外客户已经承担了天价运费，又如何愿意再让利。

陈超曾经在义乌港仓库听见客户抱怨，自己提价后，外商直接放弃了这批货，转头寻找其他供应商，“他们原先好不容易预订的集装箱都不提了，系统自动轮给下一个客户”。

这个圣诞节注定煎熬。在成本上涨和仓储费的额外支出下，王志飞今年的生意根本不见利润，“一年忙到头，年底了，一分钱没见着”。

没有人能说清海运涨价，到底谁最受其害。义乌圣诞老板们赚不到钱，客户收不到货，外国人也拿不到像原来一样便宜的圣诞树，唯一见好的是从去年以来终日飘红的运价指数。

或许只有一点能确定，没人能预料新冠疫情的影响会如此绵长。

格子间和世界

尽管拥有一大批海外客户，李国山还是说不来外语。他有一个非洲女客户，叫Felista，疫情来不了义乌，两人就用微信沟通，各说各的语言。

“我就初中毕业，哪懂这些个玩意啊。”除去“OK，my friend”以外，李国山每一句都用了微信翻译，他甚至念不来这个女客户的名字，外贸公司给客户取了一个方便称呼的代号，“G41”，他就喊人家“老G”。

不会说，不会读，但商人们见过的国外客户多了去，对国外的潮流动向甚至政治局势也了如指掌。可能难以想象，一个从未踏出国门的中年女人，会和我谈论起哥伦比亚的港口大罢工，而她下班的生活是做饭、散步和洗衣服。

曾经人多的时候，这里每天都发生着新故事，商人们也乐于回忆，他们整日窝在10平方米的空间里，却生出一种透视世界的味道。

李国山刚来义乌时，第一次接触非洲客户，对方突然张开双臂，咧着白牙对着李国山喊“爸爸”，他起初极不适应，经常被吓一跳，后来也就慢慢习惯。很快他也逐渐摸透了各国客户的喜好。黑人喜欢有存在感的东西，他指着身后一条黄白相间的彩条，“就是这种，乍一看，够大够实在的”，他又指向远处的一条细点的绿色彩条，“白人喜欢精致点的”。

事实上，每个圣诞老板们都掌握着这些喜好“秘密”。王志飞知道日韩喜欢粉色、白色这些浅色系列的圣诞树。陈芳黎卖圣诞帽的规律很简单，俄罗斯客户喜欢毛茸茸的毡帽款式，东南亚客户的帽子需要做薄一些，西班牙人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粘亮片的帽子。除了帽子，她还承接圣诞服定制，“俄罗斯的圣诞老人服装是蓝色的，白雪公主服在那里也卖的很好”——她至今都不知道，为俄罗斯人庆祝圣诞的叫做“严寒老人”，蓝色外袍是他的特点之一，而所谓的白雪公主，则是“严寒老人”形影不离的小孙女“雪精灵”。

今年雷锋帽式样在俄罗斯特别流行，陈芳黎特地在电脑主机上摆了一个浓妆外国假人，一个光秃秃的头，戴着两顶雷锋帽，一层盖着一层，四只护耳耷拉在模特的耳边。为了销量，帽沿的文字也各做了两种，英文与俄文。

在义乌，商人们很少谈论为什么，他们只管生产，只关心卖货，再波谲云诡的远方变动，落到他们身上也不过是换个花样。

2016年美国大选时，《纽约时报》曾报道，义乌一家棒球帽工厂老板在大选的最后几周，收到了大量支持特朗普的订单旗子，剑拔弩张、此消彼长的大选博弈在这里被消解为再日常不过的工厂订单。

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再到疫情席卷全球，李国山“好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他身上总有一股特有的江湖气，谈论起记者们的来访，他显得很无所谓，“以前这附近谁家老板还接受外媒采访了呢，人家说他的店是跨国公司” 。他直白地对我说，如果不是看我千里迢迢从北京来，算半个老乡，否则不会搭理我。

如今全球制造商和零售商所面临的又一次风波，无非是一环扣一环的链条反应，说起遥远大洋彼岸涨价的圣诞树，他耸了耸肩，“肉烂汤锅里，说俗一点，最后还是他们美国人民买单”。

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一条分支，到现在的国际商贸城，和世界的连接，就在十平米的格子间内奇妙地发生了，甚至要早于互联网盛行年代。

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种关系，是陈芳黎多年前和女儿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她顺路去了一趟泰国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发现好几家店铺的门口都悬挂着自己出口的圣诞帽。有一位是她的老客户，一位泰国华人，每年都会来义乌挑选新品，他戴着红绿相间的精灵圣诞帽迎接陈芳黎，长长的帽身垂在肩膀上，像一条毛毛虫，尾巴还有颗毛茸茸的圆球——不出意料，这自然也是“made in China”。

义乌将“made in China”推向国际。这里是很多传奇的诞生地，鸡毛换糖的故事，陈芳黎从小听到大。她20岁不到，就在原来的义乌小商品城批发工艺品倒卖。1997年，女儿刚出生的第2年，她在一次展销会上看到圣诞节的各类产品，“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圣诞节是干什么的”。她顿时来了兴趣，试着批发了一些圣诞服和帽子，那时候款式不多，不像现在，仅仅是陈芳黎的店铺里就摆放了上千种圣诞帽。

面对全球客户，义乌商人们也需要学会应对各种情况。一些被雇用的翻译有吃回扣的习惯，跟随外国客户进门时，往往趁对方不注意，悄悄伸出又屈起两根手指头，重复几次，直到陈芳黎点头，这意味着翻译将得到2%的利润回扣。但随着外国客户来往的次数多了，回扣越来越难拿，外国人学会避开翻译直接用中文询问价格，“这个多少钱？”

碰到会讲价的商人，难免又是一场拉扯，印度客户则是令王志飞最为之头疼的一批人。他们对价格极为敏感，会打听好所有种类、尺寸圣诞树的最低价格，标注在随身携带的白纸上。等到第二天，再拿着这张纸，一家一家探底线，不管高的、矮的、稀疏的、茂密的圣诞树，印度人只买下最廉价的型号，“只买你最便宜的，让你无利可图”。

现在这些故事都成了商人们反复提起的“那个时候”——尽管也就是两年前，人来人往的热闹足够让他们念叨许久。海外电商的宣传单如今发到了李国山的桌上，他压根不关心这是什么，“每天都可以收到，要是不及时丢，会有这么一大摞”，他两手张开，给我比了一个夸张的宽距。

▲ 疫情前的义乌，外商正在增补加急采购圣诞用品。图 /视觉中国

义乌的法则

我纸杯里的茶叶都泡发了，李国山才接了一天的第一个电话，是读小学的儿子打来的，兴趣班要下课了，让他去接。

商人们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王志飞的店铺里摆放着一屋子圣诞树，没有货架，和人一般高的圣诞树直直摆放在地上，远远看过去，他就在一片毛茸茸的人造森林里摆弄自己的电脑。店门口摆着几把红色塑料凳，有客人来了，就在走廊接待，但现在整个商贸城宛若空城，来了也只能刷一天手机。

疫情开始后，陈芳黎再也没见到那位泰国的华人客户。他在微信上和陈芳黎诉苦：“如今下游的多家泰国零售商都停业了，自己已经在考虑是否要提前退休。”

现在新病毒“奥密克戎”蔓延多国，圣诞老板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又多了个新话题。吃饭散去后，每个人端起手机问候起老客户，“老板最近怎样啦，注意防护疫情哦”。

▲ 义乌商人正在整理各种款式的圣诞帽。图 /视觉中国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生意法则，越是前途未卜，信用和口碑就显得越为弥足珍贵。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涨价，毕竟身后随时有其他厂家虎视眈眈，想一口吞掉他们的老客户。只要不亏本，王志飞都会接下订单，“今年虽然不挣钱，但以后谁说得准，我不能把客人做跑，客人没了才真的完蛋”。

商人们信仰优胜劣汰，这里几乎都是中年人，也都是冒险者。他们享受着全球化的巨大红利，也承受相应的脆弱。如今又叠加工厂限电、加工费上涨、内销市场缩小的困境，我问李国山，是不是有工厂会倒闭，他哎哟一声，“那不然呢，做生意又不是开玩笑，多少年了，这里每天都有人卷铺盖走人”。

就在5年前，王志飞还是汽车行业的员工，那时候新能源还只是个概念，没人想到现在成了一个新风口。他当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觉得传统行业看不到头，正好有朋友在外贸公司，干脆辞职了来从商。“那个时候胆大啊”，但现在他开始恐惧了，外国客户一年不来还好，但两年三年呢，万一客户们发现在网络上采购差不多，消费习惯改变了，“不来义乌了怎么办？”他已经没有精力去琢磨这些网络门道，尤其是直播，他爱看，但不代表自己会玩。“这些年轻人的东西，我搞不来。”

商人们都在想念过去，陈芳黎向我翻阅着自己的手机相册，大腹便便的印度客户站在店里，戴着圣诞帽，颇有成功人士的气质。身材较胖的南非人和陈芳黎合照，体形是她的2倍，朋友圈的同行在底下评论，“老板娘你可真苗条”。如今，就像她的西班牙和泰国客户一样，一代传一代，她的女儿辞去了金华的工作，已经跟着母亲继续做圣诞生意。

在这数十年，不同于波澜壮阔的新贵行业诞生史，义乌的商业世界依旧按照传统的方式流动着，笼罩商人曾经的激情、苦恼、喜悦，以及现在的失落。

一栋楼里，倒也不是没人赚到钱，李国山认识的陶瓷店老板，每天下午3点多早早收工，“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没钱赚，她是钱赚够了”。最近陶瓷店老板走得更早了，她嫌楼道里商场放的宣传喇叭太吵，不到2点就打包回家。

就像大浪淘沙，谁都不知道风浪以后谁能留下，前一刻还是风口，下一秒也许就落地。如今灵活的义乌商人也没有了办法，“怎么办，我还能帮忙运货不成？”李国山能做的只有等待，熬着也许还有生意做，毕竟圣诞节就像中国年，“有钱没钱，都要过年嘛”。

对比圣诞用品商人们整日为清闲发愁，整个义乌依旧忙忙碌碌。李国山之前去过广州，觉得那里的节奏太慢。“你看我们义乌节奏多快，你在街上看得到几个人不，哪有一个城市的银行大中午还给你办业务。”

下午，李国山已经收拾着要回家。店里找不到一个垃圾桶，他走出门给我丢纸杯，一个女人在店门口驻足了一会，她指着门口的彩条，问我：“这个一共有几层？”

我是店铺里唯一的人，又答不上来，问她是否要等一会儿，女人向我要了一张名片就匆匆离开。李国山很快回来，大方甩了甩手，显露出义乌商人独有的淡然，“走掉的都不是客户，不用心疼。你也回去吧，我要回家了”。

（李国山、陈芳黎、王志飞、陈超为化名）

（摘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