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对我说黄义达「黄义达 那女孩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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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义达回来了，在《披荆斩棘》。镜头前，他有点紧张，不停搓手，搓到双手通红，总在想要不要以及如何和其他人说话。在此之前，他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至少8年了。

他让人回想起18年前，他出道的年份，也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份。2004年，黄义达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无法定义》，主打歌《蓝天》《匿名的宝贝》《显微镜下的爱情》红极一时，次年发行的《那女孩对我说》，获得当年十大金曲与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歌曲。

清秀精致的长相成了他的标志，也成了他的限制。小时候他听《中国火》，听唐朝、黑豹和魔岩三杰，希望成为那样粗粝的摇滚歌手，但公司说，不行，长这样，你走不了那个路线。他也遵循着公司的包装路线，成为了偶像黄义达。

这造成了黄义达的分裂：他想安安静静地写歌，却要承担作为偶像的责任，不断地上通告，被人注视，失去隐私。最糟糕的时候，他前往泰国，在清迈深山寺庙修行了17天，之后与索尼解约，离开台湾，来到北京生活，几年后成为独立音乐人。

这样的叙事走向，使得很多歌迷为他惋惜，总觉得他只差一点点运气和时机就可以成为巨星，但他在最接近巅峰的时候，选择消失。

这是一个被严密塑造的人回到他自己的故事。如今，他生活简单，但那段作为偶像的抑郁时光仍然在他身上有所回响。近五个小时的采访中，他说了85次「开心」，不停地强调他很快乐；看了5次手表确认自己的心跳，演示了2次他右肩膀的劳损程度，轻轻一转就发出了嘎啦嘎啦的响声——步入40岁后，他发现身体机能下滑严重；叹了两次气，一次是谈到年少时离开家乡新加坡，独自去台北发展，不得不和他的摇滚乐队分开；另一次是提起在他最火的2005年，试图和经纪人谈解约，经纪人笑着拒绝。

采访到中途，他看着我的笔记，说，「我会有一点压力，我聊这么多，你写那么一点。」因为出道前，经纪公司上培训课，告诉他，采访时要注意看记者的笔，笔要不动你就完了。他不懂年轻人的网络语言，也不了解如今的圈内生态。有时，你会觉得黄义达仍然停留在那个时代。

社交平台上，人们怀念的，也正是黄义达所代表的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爱情，《那女孩对我说》评论区，一位网友说，「真想回到听这首歌的那个年代，华语歌坛的巅峰，那个无忧无虑的暑假，那个不用为生活奔波的时代……」

而对黄义达而言，抑郁，修行，偶像的消失，半生轻描淡写。黄义达觉得他的生活和他的中文表达能力一样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神秘。」

以下，是黄义达的讲述。

文｜赖祐萱

编辑｜槐杨

这次上「披荆斩棘」，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说实话，合约刚签好，我就有点后悔了。

很紧张，好久没和那么多人一起生活了。第一天，四个哥哥就睡在一起，人家都睡了，你不能不睡，你不睡，就会影响别人。好多时候我躺在床上，都是闭着眼睛假装睡觉，你说，万一睁眼对上别的哥哥的眼神，不可能不聊天吧，也不可能说，我睡觉了，「啪」直接转过去吧。

我平时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只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度，不知道他的边界在哪里，比如我40岁了，人家讲的话我不喜欢，但我不会表于情。你和哥哥们认识才几个星期，万一自以为很熟，开玩笑开过了，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心里天天在慌。老想着，我有没有得罪人？我有没有开玩笑开过了？如果开过了，是不是明天跟人家说昨天不好意思什么的？我会怕很多事情，这个东西很难拿捏。

太紧张了。好几次早上6点多就醒来了，紧张醒的。

摄像头24小时在录，不是假的，我床边就有一个，只要我回来它就转过来，盯着。后来，我发现门口有一个镜头老不动，观察好多天，大家进进出出它都不动，好开心，发现了一个隐秘的角落。有天早上，我偷偷跑去那边拉伸、运动、喝咖啡，结果不到5秒，它动了，镜头往下转，我又被抓到了。很可怕，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还有对舞台的紧张。音乐制作人伟伦哥说觉得我很紧张，希望我可以放开。听完我的压力更大了。我八年没有出来，这八年多安静，突然间出来，看到好多专业的人，舞台对面是期待你把歌唱好的导演、制作人、灯光老师，他们一脸都是「我们能给的都给你了，今天就希望你最好」。表演的时候，又有1000个观众围着你，我都多久没有看到那么多人了。

在台上，我的腿都是抖的，是真的抖。舞台一直喷干冰，喷得我看不清那些电线，好害怕自己太紧张不小心踩到摔倒。我平常都戴手表检测心跳，超过100，我就要深呼吸，上台那天不让戴，我只能一直把脉，发觉心跳快就得深呼吸，给它冷静。

回看节目时，觉得好久没看到自己在电视里，很奇怪，有点想要逃避。就像从来没听过自己声音的人突然听到自己声音。结果我今天看一点，明天再看一点，现在就可以慢慢看完了。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上过节目，总觉得在幕后比较安全。以前在圈子里，我曾经努力去交朋友，真的很努力地去交朋友，可能我个性就不适合，我觉得很累，越交越累。

所以这一次，刚开始我挺犹豫，跟公司说有点不想去，公司说，你在北京朋友也不多，去玩玩，交交朋友也行。导演组也说，别紧张，开心玩就好。我想也是，都43岁了，就出去交几个朋友吧。也不知道是谁推荐了我去上节目，但我非常感谢他，把我拉到这里，让我重新面对一种新的生活。

黄义达 图源《披荆斩棘》官方微博

现在，回看30岁之前的人生，我都会觉得像一场梦。

15岁那年，在电台听到Beyond的歌，觉得很酷，开始学吉他，学了一年，想写歌，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李偲菘、李伟菘的音乐学校招生，我就报名了，去的作曲班。

在那里，我组了一个乐队，叫「黑暗界」，很摇滚吧。我是听着中国摇滚长大的。那时新加坡有一家超大的唱片行，里面有各国各地的唱片，我买了一张，是唐朝乐队的。哇塞，不得了，《梦回唐朝》，跟其他国家的摇滚不一样，接下来，就是听黑豹、张楚、何勇、面孔、郑钧……太酷了，我也想做那样的音乐。

有一天，台北的唱片公司到音乐学校来，学校让我也去了。那时满了18岁要服兵役，在警察局做文职。我穿着警察迷彩裤子和超普通的T恤，拿把吉他，推门就进去了。里面站了8个歌唱班的同学，穿得都很美，都有妆发，只有我一个邋里邋遢。结果，9个人只选了我。

唱片公司说，选你，不是因为你唱歌好听，也不是因为你写的音乐好，只是因为喜欢你弹吉他的样子。我还不到20岁，就这么签约了。

去台湾前，我很伤心，不想签，因为他们只带走我，不带走我的乐队。有个乐手说，你傻呀，你应该先去，红了回来带我们。我听了很有道理，就自己去了。去了之后我就明白了，他比我年长不少，他已经了解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不想拦住你的未来，让你自己走更好。

2001年，退伍没多久我就一个人去台北生活了。刚退伍没钱，冬天衣服也没钱买，都是跟公司先借钱。冬天太冷，新加坡没有冬天的，吃的也不习惯，水土不服，天天脸上长包。那有什么办法呢？当时只是觉得自己找了一份工作，来这里写歌了。

在台北受训了三年，每天上各种各样的课，包括好多心灵辅导课，一直告诉你，明天可能要发片了，或者过几年要发片了，你要平常心，发了片不代表你一定会红。所以，我一直没跟爸妈说我签的是唱片约，只说我去台湾写歌，因为他们会很在意你有没有红，后来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才知道我当艺人了。

到底会不会红呢？我也不知道。2004年发片之前，宣传问我，在录音室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所谓奇怪声音就是有没有听到别人唱歌，或者你会不会莫名其妙地跟人讲话，听说这样才能红。我说，我录10首歌都没有听到，他们说完了完了，没关系，还有机会，如果你发片当天见红，就是流血，那你就红了。

发片第一天，我上台唱歌，唱着唱着，觉得眼皮上怎么有液体往下流，我一搓，一滩子血，吓死了，赶紧喊人救我，一回头，看到宣传们都在台下挥舞双臂，一脸兴奋，「红了红了，红定了！」

结果，真的红了。

2004年，很多电台排行我的歌空降榜一，连着好几周那种，根本不需要投票，就拿好多好多奖。回公司签海报签专辑，一签就签几百张一千张。电台、杂志、综艺、签唱会、海外演出……通告永远都是满的，一跑就跑到晚上，跑完之后又被抓去录音，录完了做造型，做完造型又开始跑通告，一直一直循环。每天坐在车上，不是电台访问就是看提纲，没有任何空隙，坐飞机是唯一能睡觉的时间。我妈打电话问，你今天吃了什么？我想不起来，刚刚吃下去的东西都能忘掉。

2004年，黄义达发布第一张专辑《无法定义》 图源网络

红了，发现一切变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出道前我常去一条街买吃的，好多店家我都认识，像朋友一样。走红以后，再去这些店，会有人认识你，喊你的名字。好多自由都没了，隐私也没了，正吃饭，都会有人走过来说，可不可以合影？我觉得吃饭是很私密、很享受的事情，有时候就会拒绝，别人又要说我耍大牌，自以为是。

走在街上经常有人跟着你，但他们会说，我没有跟踪你。一些所谓的歌迷拿DV跟着拍，拍了好几个月。有时候回家，走到楼下发现一台车，坐着两个人盯着你，你也不知道是谁。狗仔分成AB组，全天候24小时跟着你。回家都不能开灯，白天窗帘也要拉起来，还要确认有没有人在楼下。最难受的是无论你走到哪儿，人家都认识你，这是黄义达，这是黄义达。

突然觉得，我的世界越来越小了，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间。很难受，我只是一个喜欢做音乐的人，为什么要去承受这个压力？

第二张专辑更红了，《那女孩对我说》几乎占据了那年的各大排行榜，但那时候我已经明白，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或许有人天生适合当艺人，他们喜欢唱歌，喜欢走到哪里都被人认出来，但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只是写歌。如果你喜欢躲在幕后做音乐，硬被推到前面，你会很累。

有一天，我和经纪人坐在车上，他对我说，「怎样，是不是很享受红的滋味？」我语气挺重地说，「如果你肯把合约拿出来，现在解约，你将会是我一辈子的恩人」，真的，我直接就这样子讲。

「哈哈哈哈哈哈，不可能。」

经纪人大笑。我心里叹气，「完了」。

2006年，黄义达在飙新力艺巨星演唱会图源网络

很多人讨论我的长相。有人说我很偶像，很漂亮，也有很负面的说法。那时候每个艺人都有一个网络留言版，有人常来骂，说怎么出一个不男不女的艺人，有时候甚至攻击你的家人。

长得很偶像这个事情，也变成公司评判我音乐路线的因素之一。

你知道的，我是一个从小听北京摇滚的人，想唱摇滚，做摇滚，像唐朝那样。还没见公司的人，我就把那首《写给自己的歌》丢过去了，他们听到这首歌，说太「北方」了。因为这首歌，他们觉得我应该长得很粗糙、很邋遢那种。等我本人一出现，他们马上说，不行不行，那更不能走这条路线了，你一副偶像的脸。

那时候是流行乐的天下，很多摇滚乐都在地下，大众不是那么接受。公司觉得，我不走偶像歌手的路，有点可惜了。公司安排我上很多通告，大家的关注点最初也都在外貌，都会问，这么秀气会被认作女孩吗？长这样，为什么不去拍偶像剧？为什么不去当模特？他们也好奇很多细节，会不会留胡子，会不会刻意让自己穿得更man一点？

听到这些问题，我内心都不太有波动。接触过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性格和外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的我是一个很倔，脾气很冲，直接又好胜的人。平常我穿得很随便，每天都是最普通的背心短裤，每次我经过老板，得走大概五秒，老板才意识到那是我。他问宣传，那是黄义达吗？人家说对，老板说，我还以为是快递员。他就骂宣传，「你叫他给我穿得明星样一点。」

但我根本不在乎穿什么。那段时间，每天都是各种事情在脑子里打架，很挣扎。一方面，我不能做想做的音乐，一方面，又要每天出入各种通告。

我写歌前奏都很长，都是40多、50多秒，但公司限制我只能在19秒，因为电台放不了那么长。上综艺，一个前辈劝我，你得多笑，得多讲一些，要不然这通告白上了，一个镜头都没有。通告公司也不满意，说我这个人就是平淡无趣，一个平淡无趣的人。

我总觉得，我是做音乐的。上节目，心思不在这里，只想回家写歌。经常下了通告回家，写到第二天早上，有一次写到早上9点，睡一会儿，接着赶通告。我的想法没那么复杂，每天脑子里就是想，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那时候，交朋友也很痛苦，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社交。每次在颁奖典礼后台会遇到很多艺人，公司就说，其实很多人想跟你做朋友，但觉得你很难靠近。可能我看起来特别冷，没有表情，也不主动去跟人家聊天，都是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那时候，我心里也会觉得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艺人，我是一个作曲家。

有一次，有个朋友生日聚会，我去了，喝了点酒，头很痛，想找朋友带我回家。一个前辈的太太看到了，走过来说，义达，我跟你聊聊。我说，大嫂，什么事情？她把我带到电梯口，说，「义达，不喜欢就不要勉强自己，回家吧。」

那一个瞬间，我懂了，立刻头就不痛了，我给她一个很开心的笑，电梯门关上又打开，我飞奔回家了。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出去过，不再试着去交朋友，不再强迫自己社交，每天都在家里写歌。那天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嫂。我感谢她救了我。

MV《那女孩对我说》截图

不用社交了，唱片还是要发的。我和公司签的是唱片约，几年要发几张专辑那种，那个数字对我来说太多了。我写歌速度很慢，有时候一年只写一首歌。台湾有一个艺人叫牛奶，曾经问过我，几时有时间出来吃饭？我很认真地算一算，告诉他，大概九个月后吧，我在写歌。

家人也会担心，好久没发片了，是不是不红了？是不是没有工作了？对他们来说，我是艺人，怎么在电视看不到，在新闻也看不到了？

有一次，爸爸看到我的新闻了，特别着急打电话给我，开始念，「黄义达……」，突然停顿了两三秒，说，「等下，我叫妈妈读给你听」。他很开心，儿子终于不是没有发歌或者没有新闻了，儿子还有工作。但爸爸中文不好，认的字不多，他读不来。他停顿的那几秒钟，我在电话那头一直流眼泪。

那时候公司觉得你没有事情，连个绯闻都没有，根本上不了新闻。到第四张专辑要发，公司就发稿子说我家里的事情。这个新闻出来后，家人有点不开心，我妈讲，哥哥姐姐也讲，觉得为什么要为了发片，做到这个样子。

我难过了很久。发稿之前我是知道的，我知道这个东西出来肯定不好，会伤害很多人，但我也没有能力反对。你知道自己的状况很不好了，那时候黄义达就是没有爆点的人，公司已经说，你再没新闻稿，这唱片根本发不出来，永远都不会有声音了。

我都理解，公司投了很多钱，你的服装，你的拍摄，你的MV，你的唱片，都是公司出的钱，不是你自己，你好像也要去体谅公司，公司也付出了很多。那时候就是大家都难，都痛苦。大家都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经纪和宣传劝我，只要再努力一下，肯定就上去了。是我不行了，我太难受了，我哭着对公司讲，我不喜欢，放我走吧。

那种不快乐达到了巅峰。人越来越不对劲，白天我的家都是黑的，我不出门，我可以蹲在客厅4个小时不动，还会莫名其妙地哭。

我的第三张专辑《完整演出》在2007年才发行，相当于在最红的时候，这个人停滞了两年，出片节奏很不对，说明这个艺人有问题了。到第四张专辑，我终于把19岁写的那首《写给自己的歌》放进去，有点当作最后一张专辑做了。不开心，特别不开心。

那是2009年年末，在我最抑郁、最不开心的时候，一个朋友找我，说他要去当和尚了。我立刻说，带我去，他还以为我开玩笑，我很认真地说，我很不开心，你带我去。

我真的就飞到清迈去，在深山的一座小寺庙修行，修行要剃头，那个推刀从我脑袋划过去的时候，30年的过往，像电影闪回一样，一幕一幕出现，你多么任性，多么坚持自我，甚至小时候对爸妈的不礼貌的场景都出来了，眼泪喷出来，哭得不行。

每天都要在一个很小的房间打坐，一个人，没有人跟你说话。我们还上了一堂课，一秒一步，走到一个小蜡烛烧完，大概要走45分钟。第一次走，大家都会不耐烦，有人急得要骂人了，想骂那个和尚，你给我过来，让我走这个无聊的路。后来每天走，走了快5天，走到连蚊子飞过去你也不想理。你会发现，人的心可以很静，很静。

我在那边待了17天，不是很久，因为还要回去工作。回去公司吓了一跳，头发没了，连眉毛都剃了。当时正好是新年尾牙，很多地方邀请我去，去不了，眉头都没了，只能拒绝。我换了手机号，谁都没联系，想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大家都说我变了，清爽了，不灰了，人是很开心的。

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成和公司的唱片约，《写给自己的歌》发了，是因为他们已经管不住我了，公司感觉你没得救了，黄义达就是想要做音乐，再不给他做音乐，他就更难过了。所以，公司还是很宽容，就算我没有完成唱片约，还是放我走了。

30岁之后，我没有再不开心过。任何不开心都没有。因为我已经懂得开心了。现在就算有不开心，出去走走，跑跑步就没有了。我就是一个每天面对四壁写歌的人，不得罪别人，也不露面，更不会有人在网络攻击你、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后来去清迈，我还有经过那个庙，但我没进去，怕在那里遇到熟人，怕忍不住，还会想剃头，想回去当和尚。算了算了，别进去了，头发留这么长了不容易。

2014年，黄义达出道十年演唱会 图源黄义达工作室

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数据，说2021年每27秒会产生一首新歌，太不可思议了。

我第一次接触到音乐制作，觉得好神奇，一进录音室，四五个话筒，不同话筒唱出来的声音不一样。耳机也是，不同耳机有不同的声音。调一个键，声音会变得很亮，很好听。第二张专辑我开始参与制作，当时认识了一个很厉害的混音老师，跟他学了很多。有一天我问他，你都教我，不怕有一天我全都学走吗？他说不可能，因为我给你一个黑色跟白色，但我们涂出来的灰色绝对不一样，没有什么好怕。

那时，艺人隔好几个月才能发片，像我这么慢的可能得一年，两年都有可能。很多事情快了就不美了。去录音棚录音，录音师得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器要预热一个小时，我们如果早到了还得等。很多机器需要好的电流、稳定的电压，电线也要调整好。可能今天租五个小时的录音棚，专门录吉他，抠吉他的细节；明天录钢琴，就抠钢琴的细节。唱片公司、制作总监、录音老师，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一首歌怎么做得好听。唱片的声音没有那么数位，没有那么尖刺，也不那么流水线。

大家也会讨论，未来音乐可能像缴水电费，只要付个钱，爱怎么听怎么听。没想到有一天真的变成这样。

现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制作人，音乐也量产了，我判断不了未来是怎样，搞不好某一天就是AI写歌，AI制作人，乐队都是机器人乐队了。你又必须得跟着科技走，因为谁都回不到那个年代。你问我怀不怀念，说实话没什么好怀念的，你只能接受时代改变。

这些年，我只接音乐节，我发现只有站在音乐节舞台上，我才像个音乐人。我好喜欢那样的自己，在台上玩音乐，而不是上通告，考虑未来要成名。我是音乐人黄义达，是我本人，不是在唱片公司被包装的黄义达。

没有音乐节，我就在家写歌。每个月版权公司会寄歌单过来，说谁谁谁要歌，我有感觉了就会接，没感觉就不写。之前我看到歌单有齐秦大哥的名字，突然特别想创作，赶紧坐下，写好了，请版权公司拿给大哥听一下，被选中了，就是去年11月他发的《柳川西街的少年》。我想写一些关于人的生活、工作压力等等具体的烦恼的歌，情情爱爱，我每次都觉得太多了，够了。

2013年，黄义达参加西安草莓音乐节图源视觉中国

这八年，好多歌迷觉得我怎么不出现了。参加「披荆斩棘」也是想告诉歌迷，我很好，不要担心。我每天就在家里玩，玩音乐，玩电线，玩各种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一点都不神秘，我很简单的，没什么可炫耀的东西。

我也不缺钱，因为花不了多少钱。早上起来，喝喝茶，遛遛弯，放松一下，然后坐下来写歌，一抬头，晚上了。吃的也很简单，买个生菜沙拉拌一拌，烤面包沾一点醋。我也会去菜场买菜，都不用讲价，现在竞争激烈，经常买三送一，很合算的。衣服如果不是破得厉害，我都还穿，缝缝补补又是一件新衣服。你看我脚上这双鞋，我只穿这双。上一双穿了十年，从白变土黄，变深黄，黄到很丑。我的背包用了十年，前几天终于坏了。名牌我也不懂，身上这件帽衫还是要上节目了，公司拉着我去买的，看不过去了。

有了音乐，我还需要什么别的吗？

小时候总觉得没有人了解你，其实很多人想帮你，想推你，是我自己把门关起来。《那女孩对我说》的时候，要是把门打开，让他们再用力推，我不就更上去了吗？但是，你把我推上去，可能不会有今天那么开心的我了。

我没有很care红不红，如果我真的想红，当时一定想尽办法红了，就像孙悟空困了五百年，从五行山下蹦出来，腾云驾雾直接飞到天宫去了。但是我不行，非让我翻个筋斗云，蹦到天宫做一个偶像天王，我都要崩溃了。

现在走到哪儿，也没人认识我，多开心，多自由。出通告我也不问，有工作来就去，采访也不需要看提纲，人与人之间很直接的，聊起来两个人就有感情了，不用去担心要怎么回答。开心来，开心收工，明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唯一担心的就是身体。40岁之后，身体真的变化很大，你会感觉什么都开始往下走，熬不动大夜了，12点就困了。心跳也要随时监测，不能超过177，这是我的极限，超过120，我就要深呼吸。

眼睛老花了，屏幕要放很远才看得清，手机每天都是只看新闻标题，大概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就不再往下刷。肩膀也不行了，有时痛得会牵连到胸，会胸闷，呼吸不太舒服。针灸、膏药、止痛药什么都没有用。这么多年每天拿吉他太久，又要侧身看电脑屏幕，我右肩膀的肌肉已经严重粘连了。我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十几年积累的病，年轻人，你这辈子不会好了。哈哈哈，还叫我年轻人。

身体不好，主要耽误我写歌的速度，我现在写歌更慢了。你问我还想不想发专辑，很现实的问题是我已经没有体力再去做10首歌了。

哎呀，不过也要乐观一点嘛，我慢慢来，慢慢写，别为了10首歌把寿命缩短了，说不定还能活40年呢。我现在特别认命，只要这只胳膊还没废掉，它能动我就能写，就能继续做我喜欢的事情，当个小小作曲家。万一哪天实在动不了了，我还可以演杨过呢（笑）。

图源黄义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