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地标建筑「钱塘江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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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陈侃章 编辑 陆遥
浙江历史深䆳，要梳理出其中的文化地标并不轻松。但无论或难或易，敬畏历史是前提，有尺衡量是当然。所谓“地标”要史有所载，迹有所证，经过了漫长的时空检验，为国内外所公认，且具备由点及面的延续性和传播性。
定下“标尺”以后，我亦认真阅读了寿剑刚主编的《浙江文化印记》、王旭烽撰写的《浙江文史记忆》（省卷），从中得到不少营养和启发。但我这次所列的文化地标与以上二书又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载体上，仅选有物质形态的；在时间上溯源新石器时代，下迄清朝末年，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文化元素暂不展开。对文化地标作了这样的归类：同一市域的组合在一起，不同市域的以相邻为一组，浙江11个市都涉及，按时代较早为序写来。当然，因为阅历和角度的不同，对文化地标会有不同的认知，会有见仁见智的议论，期待读者嘉惠灼见。
我以为，通过这些文化地标，可以感受这条从历史深处流出的文化长河，浸润着浙江的前生今世，亦将泽被未来。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与天一阁
河姆渡地处宁绍平原，7000多年前的先民就是这里的主人。
20世纪70年代，在这块文化遗存上挖掘出土了大量稻谷、稻秆和谷米粒堆积物。发现了吃的，又发现了住的，那就是成片成片的干栏式（底层架空）木结构建筑，以及芦苇编织而成的“席子”。席子的发现，反衬了《诗经》中“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可信性。同时又发现接近现代生产的劳动工具木耜、骨耜和陶罐等容器。
这些考古发现奠定了河姆渡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地位，使宁绍平原的史前考古文化成为名闻中外的一个重量级支撑点。河姆渡文化提供了一个悠远的江南样本。
且将时光的摄像机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大幅拉回到16世纪中叶。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人范钦，这个进士出身的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代国防部副部长），践行着搜天下珍本建立藏书楼的心愿，取《周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给藏书楼取名“天一阁”，加持了防火之符。
天一阁内景
天一阁于1566年建成。范钦深知搜藏集书固然不易，要保持世代不流失也许更难。为此他制订了《藏书楼禁约》，留下了“书不可分”、“烟酒切忌登楼”的遗训。清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时，征用了638种天一阁藏书，又仿天一阁的建筑及书橱样式，建造“南北七阁”以收藏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从此名扬天下。
天一阁保存了大量珍本古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已经成为宁波乃至浙江人民的文化具象。
良渚古城遗址重要组成部分的瑶山遗址公园开园
良渚遗址与径山禅寺
如果说大诗人李白是“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那么考古人员施昕更，一锄挥下便破解了五千多年前的江南蛮荒。
良渚文化的发现始于山河破碎的20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掀起了发掘高潮，宫殿、墓葬、祭坛、仓储、作坊、城墙、水利设施都从地底深处见于天日，规模宏大，古城遗址目前已有14平方公里范围。
玉琮、玉钺等权杖的标志物出土，且墓葬已分等级，考古人士认为这就是一个良渚王国。
良渚考古的巨大价值体现在中华文明之源往前推进。过去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最晚产生的一个。随着良渚遗址的发现，这一传统观念已被彻底改变。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块沃土就是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实证地，浙江的良渚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人们一直在求索，四五千年前如此灿烂的良渚文化，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又给后人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的考题，虽然也有说这是气候剧变引起。
径山寺
良渚外围区域的径山，似乎与良渚没有明显联系，但径山禅寺呈现的禅宗文化值得敬仰。
径山寺的开山祖师是唐天宝年间的法钦禅师，到大历三年（768）建寺，算不上很早，但发展很快。南北宋之交，大慧宗杲法师在径山寺开创了临济宗径山派。宋孝宗亲书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题额和碑文，至今尤存。
在庙堂江湖的合力下，径山寺香火鼎盛，道誉日隆，在南宋时已是“江南五山十刹”之首，灵隐、净寺、天童、阿育王还排在后面。不但国内僧侣云集，连日本禅僧也慕名前来，日本至今还把径山禅寺视为茶道的祖庭。径山寺是中国佛寺国际化的典范。
还有一个插曲，至今风传各地的“诸暨木陀”雅号，就诞生于径山禅寺宋代高僧大德中。至于如何产生，留待另文叙述。
绍兴古城与兰亭风流
一谈到绍兴古城，就感到难以下笔，真不知从何写起。
为复兴越国，勾践将越国都城从诸暨丘陵迁到冲积平原的会稽。公元前490年，范蠡在此筑城，这就是绍兴古城的肇始，距今已2500多年。
绍兴古城内的鲁迅故里
“古有三圣，越占舜禹”足证此地文化的悠远；秦始皇千里迢迢，上会稽，祭大禹；项羽在此见到秦始皇，喊出“彼可取而代之”；司马迁为写《史记》，登会稽、探禹穴；王充《论衡》横空出世；东晋王羲之、谢安这些望族纷纷落户；王勃、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履足越地；元稹、范仲淹、王十朋镇守一方；贺知章、严维、陆游等挥笔吐出锦绣文章。
“绍兴”之名因宋朝迁徙而产生，寄托了宋高宗的心愿；宋六陵写下了悲欣交加的历史风云；王阳明、徐锡麟、秋瑾文武双全，还有蔡元培、鲁迅兄弟等，可以一个个排下去……难怪伟人也慨叹“鉴湖越台名士乡”。
绍兴兰亭
毫无疑问，衣冠南渡的王、谢等族又把绍兴文化推向顶峰，尤以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和《兰亭序》为代表。
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邀谢安、孙绰及王凝之、王献之等朝野名士，在会稽（绍兴）兰亭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雅集活动。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41人漫坐曲水两侧，饮酒赋诗，欢声笑语，这就是津津乐道的兰亭聚会。
这次活动共赋得37首诗作，汇集成册，由王羲之作序文，并书写成卷。天纵才气，王羲之的《兰亭序》文成为享誉千秋的瑰宝，由于书法实在精妙，竟把他的文采掩盖了。又由于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倾慕，《兰亭序》更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兰亭”从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书法地标，名播海内外。
绍兴是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当时人们对标的是同样厚重的苏州，在大多数人看来，在文化制高点上绍兴还略胜一筹。然而40年倏忽掠过，人们的目光却在苏州多停留了一会，这是什么原因呢？
西施故里与五泄山寺
美女西施是吴王金戈越王剑催生出来的。
公元前490年，吴王夫差释放了囚禁三年的越王勾践。为雪这奇耻大辱，勾践制订兴越灭吴之策，其中第四计为“吴王淫而好色，往献美女其必受之”。秦汉唐宋史册地志对此多有记载，其中有段文学描写可谓传神：
“范蠡微行数日，渐渐入诸暨之境，迤逦向苎萝村而来……瞥睹茅舍中有一二八丽人，盈盈而出，不禁双目直视，手舞足蹈。即此惊鸿一现之中，觉其明眸皓齿，秀媚天成，其艳丽之状，直非口舌所能形容。”
西施殿
诸暨由此留下了西施、郑旦、范蠡、勾践等印记，如苎萝山、苎萝村、浣纱江、浣纱石、西施殿、西施滩、鸬鹚湾村、范蠡祠等古迹相映成辉，构成了西施故里核心景区。
吴王夫差获得西施、郑旦以后不胜欣喜：“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至于此后的那页风云在此不再掀开。
这样的美丽故事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特别是唐朝诗人踏歌而来，如李白“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王维“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鱼玄机“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等等。王羲之不但亲笔题写“浣纱”两字，而且把葬身之所也安排在苎萝山，从而引起后人“美人名士各平分”的感叹。苏东坡和辛弃疾在西施面前也收起豪放：“欲把西湖比西子，谈妆浓抹总相宜”；“歌欲颦时还浅笑，醉逢笑处却轻颦”。西施的影响在《全唐诗》中充分体现，一部《全唐诗》收录西施的诗作达170多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诸暨还有辉煌的一页人们并非耳熟能详。越国有近1800年历史，起讫约在公元前2079年至公元前306年之间。而越国最强盛时期是公元前490年从诸暨迁都到会稽以后这一段。那么此前的越都在哪里呢？史有明载，诸暨的埤中、大阜、勾无（乘）分别建过越国都城。还有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建立诸暨县，只有诸暨是浙江唯一既没有中断，又没有改名的秦置古县。
五泄风景区
而五泄则是山水美与人文美的有机融合。
五泄与西施故里相距只有20公里。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其详，以瀑奇、岩险、谷幽、水秀而名声远播，山中稀有的楠木分布之广为国内罕见。五泄之名来自从上到下的五道瀑布，当地方言“泄”即“瀑”也。
名寺与名山相配。唐元和三年（808），慧能高足马祖道一法嗣灵默禅师在五泄建立寺院，至今香火缭绕1200多年。五泄禅寺出了灵默、良价、藏奂、正原、贯休等高僧。由星云大师监修、葛兆光释译的佛学经典五代《祖堂集》，从二百多位高僧大德中仅收录菩提达摩至临济和尚29个，其中出自五泄的就有灵默和良价两位。五泄禅寺又为良价出家道场，他在此整整修行了13年，是名副其实的曹洞宗祖庭。五泄禅寺在佛教界地位之高从中可见一斑。
西施故里与五泄禅寺，一个人间绝色，一个不住于相。惜本文下限迄于清代，暂不涉国际上声望隆盛的《梁祝》作曲者何占豪。如若放入，则“一美一佛一《梁祝》”的文化含量就普惠天下。
莫干山景区枫叶季
莫干山与大运河
莫干山以竹泉云海、清绿凉静名驰中外，它与庐山、鸡公山、北戴河并称为我国四大避暑胜地，它的开发既古老又年轻。
古老的是，春秋时期，因干将、莫邪夫妇在此山铸剑而得名，山坳深处至今有“剑池”这一古迹述说当年往事。明朝诗人唐铿有《莫干剑池》诗：“欧冶勾吴地，清池旧日闻。”
年轻的是，山上大规模的别墅是十九世纪末期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存还有英、法、德、美、俄等建筑风貌的别墅200多幢，伫立在山巅的“裸心堡”就是其中的代表，这座英式城堡是苏格兰一传教士建造的。不知何种原因，这座颇具特色的别墅在20世纪60年代轰然倒下，相关的故事也沉睡在森林中。然而风格的光芒终将闪亮。前些年在遗址上按照原样重新修建，唤醒历史的同时也书写着未来。
莫干山的国共风云历史极为精彩，但限于体例，这篇小文就不去涉及了。
京杭大运河杭州拱宸桥段夜景
京杭大运河主要写写浙江段。
一般认为京杭大运河开发于隋朝，其实在春秋时期，从会稽到钱塘江与太湖就有河流沟通，吴越两国的交往和农田灌溉多依赖这条人工水道。
隋炀帝时大力疏浚拓宽江南运河和北边邗沟，当时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达北京，南通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江段以网状形式从嘉兴、湖州、桐乡、海宁、余杭，汇集于杭州。又与钱塘江沟通，连接西兴运河，洒下一路唐诗，直奔宁波甬江入东海。运河两岸的古迹遗存非常丰富，如海宁保存完好的唐代经幢有五座，全国罕见。
杭州大关的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到达杭州的标志。“拱”是拱手相迎，“宸”是帝王所在，桥洞拱手相合，敬迎王侯贵宾到此。
农田水利和交通航运的多种需求孕育了大运河文明，使偏处东南的浙江，大踏步汇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要版图。
所以浙江，特别是杭嘉湖地位的上升与运河兴衰密切相关，运河是杭嘉湖重要的血管通道。运河申遗的成功，又把京杭大运河与自然、社会的共生关系推向全世界，其文化品位提高是全方位的。
天台山大瀑布景区
天台山与普陀山
天台山非同寻常，素有佛道圣山之称。无论是佛是道都具“皇家血统”。
先说佛。隋朝智者大师创立了天台宗，当年他在天台山规划了规模宏大的寺院。他传信给后来成为隋炀帝的杨广，希望他支持寺院建设，并说，“寺若成，国即清”，这就是国清寺的由来。
再说道。相传东周灵王的太子王子乔骑鹤升天，五百罗汉降临天台山。王子乔到了桐柏山修炼，打通了天台山与仙界的“通道”。传说晋朝高僧昙猷走过石梁桥，察看了五百罗汉降临之地。这段故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写到了：“佛言震旦天台山石桥方广圣寺，五百大罗汉居焉。”弥足珍贵。
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将佛教的基本原理融汇成一种哲学体系，佛儒双修，宋代道士张伯端在此创立了道教南宗。王羲之、孙绰、李太白、孟浩然等曾在天台山游玩，并留下了美妙的诗文。
无疑，天台山是佛、道、儒交融之名山，文化金矿绵绵不绝。
与天台山隐于林涧不同，海天佛国普陀山是海潮澎湃的另一种风韵。
普陀山
普陀山原名梅岑山，相传秦朝的道士安期生，汉朝的梅福为瀛海仙山带来了第一、第二道曙光，由于道教名宿的加持，普陀山成为中国名声最响亮的海岛。
时光的脚步不知不觉走进了唐代。唐咸通年间日本僧人慧锷从山西五台山背得一尊观音，想从普陀山渡海往东瀛，不想船开到莲花潭上就无法动弹了，仔细一看原来为旺发的海蜇所阻。慧锷赶快祈祷：若观音菩萨不肯去日本，我们就留在梅岑山好了。话音刚落，船径自驶向梅岑山，慧锷瞠目结舌。
自此观音道场在梅岑山布设，观世音菩萨的声名渐渐盖过了传统的道教，紫竹林中的“不肯去观音院”成了普陀山的吉祥标志。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普陀山除迎来国内的大量信众外，还每年接待日本、韩国、朝鲜、泰国、菲律宾的信众和商船。明朝万历年间，普陀洛迦山高悬灯塔，为海上往来舟楫指引航向。普陀山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一起组成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声传四面八方。
西子湖与南宋皇城
西湖之美，首先得益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三面云山涵碧水，豁然向东天地开。
但若把西湖仅限于天赐，那她就无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有今日之美，是人类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结果。
西湖
秦汉之时，西湖微波自漾，还像一汪池塘。隋唐以来，凡执掌杭州者都对西湖竭力培育。唐代李泌、白居易开通六井，筑堤捍湖，蓄灌并举。苏东坡率众疏西湖、除葑田、设三塔，一条苏堤将西湖作了黄金分割——“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明清杨孟瑛、李卫、阮元为西湖锦上添花。新中国的历届理杭者都为西湖保护、提升殚精竭虑。
西湖周边文化印迹历历。这里有伟大诗人抒怀，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苏东坡“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里有文武英豪汇集，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埋骨于此；这里有美妙传说荟萃，梁山伯、祝英台、许仙、白娘子，多少芬芳尽相思；这里有梁山好汉钟情，林冲、武松、鲁智深都长伴此地。还有白塔、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灵隐寺、净慈寺、林逋墓、岳飞庙、文澜阁、刘庄、汪庄、郭庄……
而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已写尽了西湖的天造地设，再要写深“人间天堂”的美誉，恐怕已“理穷词屈”。
西湖有如此的壮丽，与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镠是分不开的，说南宋皇城应从钱镠说起。
吴越国王建都杭州时，一方士建议吴越王钱镠填西湖建宫殿，说以此可享国运千年。钱镠断然斥之，杭城百姓无日可离开西湖水源，无水便无民，无民哪有君？享国百年足矣，哪来千年国运？钱镠便以唐代凤凰山原有州治为基础，在那里建立了王宫。钱镠之孙钱弘俶承祖训，识大局，后来纳土归宋，杭州和浙江生民免遭战火涂炭。
也许钱镠在都城选址上开了个好头，其后南宋的皇城就在吴越国宫殿的基础上拓展延伸。
南宋御街
宋室南迁带来了移民浪潮，王公贵族、凡夫俗子蜂拥而至。大量人口的涌入，自然带来经济的发展，也使杭州的文化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市井而精致，开放又重商。
经济布局上，杭州“东门菜、南门柴、西门水、北门米”；文化格局上，宋书雕版印刷独步全国，“天下印书杭州上”；旅游分布上，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浪闻莺等西湖十景自然形成；饮食可口上，东坡肉、炸响铃、宋嫂鱼羹享誉四方；宗教信仰上，净寺、灵隐寺、昭庆寺、凤凰寺已显多元……杭州还成了国际贸易港口，蚕丝、绸缎、瓷器、茶叶等漂洋过海。“王师北定中原日”变成了历史的回响。“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满满的宋都风韵。难怪马可波罗说这个东方之都是世界上最华美之城。
偏安江南的杭州南宋皇城繁荣兴盛了近140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她打开了吸纳外来文化的宽广大门。
灵隐寺
灵隐寺与西泠印社
灵隐寺的名声越来越大，悄悄追西湖，几乎成了杭州的代言人，必到打卡地。
东晋咸和元年（326），西天竺僧人慧理游方到此，发觉飞来峰似天竺的灵鹫飞来，又好像“仙灵所隐”之地，于是在此建造灵隐寺。屈指算来已有1700年。
灵隐寺发展到如今的宏大规模，与历代执政者的重视密切相关。南朝梁武帝赐田扩寺，唐朝“会昌法难”虽遇波折，但其后又迎来更大发展，吴越王钱镠拓建新寺，南宋高宗赵构多次前往祭祀，康熙三次到灵隐，并亲书“云林禅寺”四字。而最虔诚的非乾隆皇帝莫属，他曾六次来灵隐朝拜，所谓其心昭昭天日。
灵隐的弘扬当然离不开文人学士的生花妙笔。冷泉亭由白居易题写“冷泉”，继由苏东坡补写“亭”字，到了明朝，董其昌又完整地书写“冷泉亭”三字，真迹依然。白居易撰文道：“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苏轼大学士自然要留下名言：“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
杭州文化的后起之秀西泠印社与灵隐寺相距三箭之遥。一座孤山、一座拱桥、一枚印章，成就了这个百年名社。
光绪年间，杭州文人丁仁、王褆、叶为铭、吴隐痴迷金石书画，在1904年商定成立印社。要把古老的印章上升到艺术层面，杭州有先天的优势。宋代米芾、元代赵孟頫、明代王冕这几个大书画家都与杭州有千丝万缕关系，而他们又是将印章艺术化的关键人物。
（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是作为一个艺术社团而存在，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后来又加上了“兼及书画”，更趋完备。可贵的是历经百年沧桑，西泠印社守护华夏文化的初心始终未变。
由于金石印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所以西泠印社的入会门槛很高。还有个独特现象发人深思，这就是对社长的选定极为慎重，选上就是终身任职。西泠印社至今118年历史，有64年岁月社长空缺。出任过的社长是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个个都是泰山北斗。这种宁缺毋滥，实际上是西泠印社的文化禀赋。
西泠印社社长现在依然悬位待贤，不知何方高人可续此重任。
仙都
仙都与江心屿
缙云仙都有点传奇。相传唐天宝年间，有一天晴空万里，突然有许多彩云盘旋上空，并伴随着震天乐声，周围山林霎时彩色缤纷。刺史苗奉倩将这种奇象上报朝廷，唐玄宗惊叹“真乃仙人荟萃来此”，随之题写“仙都”两字，仙都之名由此盛传四方。
仙都的核心景区是鼎湖峰，又称天柱，在山下平地如春笋拔地而起，高耸170多米，故称“天下第一笋”。峰顶有湖，传轩辕黄帝在峰顶置炉炼丹，丹成黄帝跨赤龙飞去，丹鼎坠落积水成湖，因而称鼎湖，但鼎湖无路可攀登。白居易有诗云：“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
景区内的独峰书院是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学纪念地。朱夫子曾作诗一首：“山岫孤云意自闲，不妨王事若连环。解鞍盘礴忘归去，碧涧修筠似故山。”
建于东晋的黄帝祠宇是仙都的灵魂。唐玄宗于天宝年间改缙云山为仙都山，结合黄帝鼎湖峰炼丹的传说，便将原来的缙云堂改名黄帝祠，并由时任缙云县令、大书法家李阳冰题额。黄帝祠宇历经风吹雨打依然坚挺，是朝拜祭祀黄帝的主要场所。
江心屿
温州江心屿是瓯江中的一个岛屿，有江天佛国之誉，与鼓浪屿、橘子洲、太阳岛并称中国四大名屿。
南朝宋山水诗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登上江心屿，写下了“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的名句。孟浩然、韩愈、陆游、王十朋、文天祥都在岛上留下印迹。
岛上的江心寺始建于唐咸通七年（866），梵音缭绕，名列“禅宗六刹”。当年宋高宗赵构为躲金兵追击，避难此地，也许如此之故，敕题了匾额。当然最有名的是南宋状元王十朋撰写的叠字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据说有十一种读法。
后人将江心屿的特征作了概括：“一座孤屿，二塔凌云，三寺并立，四季熙攘，潮如五音，禅宗六刹，七彩祥云，八方来客，九州闻名，十朋绝联，百年樟榕，千载胜迹。”应当说对江心屿的文化元素作了高度凝炼。
衢州孔庙
南宗孔庙与上山文化
全国孔庙、文庙数不胜数，但就家庙而言，只有山东曲阜、浙江衢州两座。
衢州的孔氏家庙随宋朝南迁而产生，当年孔子48代孙孔端友跟从宋高宗赵构南渡。为嘉其忠心护驾，宋高宗在1129年将衢州一校舍赐予孔端友，暂作家庙祭祖，这就是南宗孔庙的由来。
战争的魔棒将孔氏家族一分为二。孔端友在衢州行使“衍圣公”使命时，曲阜已沦于金兵之手，金太宗于1140年立孔端友堂弟孔端操的儿子孔璠为“衍圣公”。自此后，史书将孔端友这支称孔氏南宗，将孔璠这支称北宗。
其后历代治国者无不对衢州南宗孔氏家庙礼重有加，并在家庙相邻处建立了孔府，镌刻《孔子圣迹图》，弘扬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勇、诚的儒家文化。
雍正皇帝御题了孔子家庙“生民未有”四字；孔府大门由纪晓岚题写“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国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门联。孔氏家庙在南北两地都找到落脚处，从而使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有了支点。
上山文化考古成果
把浦江上山文化放在最后一篇，既有金衢同源的考虑，又因上山文化是迄今为止浙江乃至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实证地，它把浙江文明史推进到万年以前，压轴“殿军”要名实相符。
本世纪初年，经过多次考古发掘，浦江黄宅出土了墓葬、制陶遗址、稻作遗存、多孔柱洞等文物，特别是打制石器的发现，更把新石器的生产工具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经过测定，上山文化距今11000年至8000年，这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最久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更令人振奋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几颗乳白色的“上山人”牙齿和人体的骨椎，考古人证实，在上山发现周口店山顶洞人头盖骨之类的成果是可以预期的。期望万年“上山人”早点向我们走来。
上山文化的核心发掘地处于浦阳江上游，它的范围有可能扩展到中游诸暨楼家桥、下游萧山跨湖桥等地。上山文化不仅是浙江，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灿烂夺目的明珠。
浙江的文化地标源远流长，由此可以尽情畅想：浙江文化有永恒的未来时代，无边的白云蓝天。
（本文作者陈侃章，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古往今来说西施》《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