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中国内地菲佣生存录：是“无所不能”的保姆 也是母亲、妻子、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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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蒋旖旎

“哎呀”是劳拉在中国学会的第一句普通话。

她照顾的小女孩真真开怀大笑，劳拉会指着真真告诉旁人“哎呀，she is so happy（她真开心）。”听到自己的雇主讲了一个令她惊叹的社会新闻或八卦，她立马瞪起眼睛叫道“Really（真的吗）？哎呀！”面对雇主一家人用餐完毕后还剩下不少的饭菜，她也会发出“哎呀”的惋惜声，并在自己开始吃饭的同时不停说着“Finish，finish（吃完它）。”试图劝说他们能多吃点。

但“哎呀”也是劳拉唯一会说的普通话，这让她有时会在家以外的地方陷入窘境。刚来中国不久时，劳拉跟随雇主一家开车外出。到了目的地雇主去办事，劳拉和孩子坐在车里等待。不到三分钟，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来敲车窗，对着劳拉叽里咕噜说了一堆。

她自然是一个字都听不懂，便不停摆手。那人见她冷漠的样子，言语变得激烈起来。孩子被吓哭，劳拉忙去哄，但车窗外的人却不罢休，指手画脚说个不停。

好在雇主及时赶到解了围——原来保安误以为他们没有在那处的停车许可，还觉得劳拉是装作不明白。“我以为就是皮肤黑一点嘛，谁知道是外国人。”保安听劳拉的雇主解释后这样说道。

当然，这都是雇主之后告诉劳拉的，但她自己也开始思考之后要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如今劳拉已经能听懂大多数的普通话日常用语——听到孩子告诉妈妈明天想穿哪件衣服，劳拉不需再用英语指示就可以准备好；雇主跟来家中玩的朋友说一会儿尝尝新茶，她就会立刻去厨房烧水。

可要是语言表达，她还是说不出口——“你好”说成“你吼”，“谢谢”说成“靴靴”，劳拉觉得自己的发音远不足以在陌生人面前开口，说不定还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她选择不说。在外时有陌生人提出要求，能听懂的她就直接去做，不懂的她还是摆手，偶尔会补充两句每个人都明白的“no no”，让人注意到她是外国人，基本上也能解决大多数问题。

来到中国内地三年，劳拉从未考虑过学习这里的语言：雇主通常都可以说英语，她自己也不单独外出，更没有需要见面的朋友。比起语言问题，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顾雇主一家人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挣更多的钱，寄给远在菲律宾的家人。

去香港，挣“大钱”

劳拉今年50岁，第一次做菲佣是在25年前。大学学习医学影像专业的她，毕业后在家乡的一家医院工作了三年。那时的工资每月有10000菲律宾比索（当时约1500人民币），足够劳拉生活，但身边的朋友告诉她，去香港可以挣到14000（当时约2000人民币）甚至更多。“在那个年代，那真的是一笔不少的钱，”劳拉回忆说，“这样的机会没有人会不动心。”1994年，和朋友们一起，她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

早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社会就出现了菲律宾佣工，最初多为英美家庭雇佣。到了70年代初，香港政府开始推行输入外籍家庭佣工的政策。当时菲律宾因全球石油危机正陷入经济逆境，遂于1974年容许国民前往海外工作。随着香港中产家庭数目急升，经济迅速增长，外籍劳工的规模也日益上升。在劳拉前往香港的后一年，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表明，在港的外籍佣工已达157000人，比起1982年的21500人增长超过六倍。

留宿家佣是指会在雇主家里留宿，负责照顾儿童老人、煮饭、清洁洗衣等数项工作的帮佣。在香港，几乎所有的留宿家佣均为女性，男性仅占1%。年龄方面，大部分留宿家佣颇为年轻：劳拉去往香港前一年的1993年里，约44%的留宿家佣在30岁以下，37%介乎30至39岁之间。这其中，56%的留宿家佣从未结过婚，78%曾受中学或预科教育，像劳拉一样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8.4%。

即使如此，学历并不能帮助劳拉在这个行业中有更大的竞争力，朋友许诺的每月14000菲律宾比索（当时约2150港币）是可以轻易赚到手，但离香港政府当时规定的3200元港币外籍家佣最底月薪还是差了不少。

劳拉所需要照顾的家庭，其规模在当时雇佣外籍家佣的家庭中也并不多见。当时较为常见的是三口或四口之家，占雇佣外籍家佣家庭的一半以上，六口人或以上的家庭仅占百分之四左右。而迎接劳拉的是一个大家庭：一对夫妇，两位老人，女主人的妹妹，一个9岁大的男孩，以及在之后两年陆续出生的两个女儿。一家八口人加上她，共享着不足七十平米的空间。

月嫂，保姆，护工？劳拉从未想过自己的身份可以那样细分。她将自己的雇主称为boss（老板），每天的工作就是完成老板交代的所有事。

在进入这个家庭工作之前，劳拉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会做饭，但可能不合香港人的胃口；没有生过孩子，对婴儿的护理一窍不通；听不懂任何粤语，只能用自己略带东南亚口音的英语和老板一家人的“港式英语”努力交流。好在她年轻，脑袋灵光，学东西快，工作也慢慢从“完成”进步为“做好”。

香港的菲佣每周日会休息，和朋友一起在天桥或路边聚会。劳拉的老板对此不太支持，因为自己做生意经常出差，家里人口又多，需要有人时刻照顾。而劳拉本人也对每周的单休不感兴趣，她更愿意去挣那一天的加班费。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劳拉决定离开香港，离开那个和三个孩子一同居住的六平米卧室——除了得到可以让家人改善生活的高收入，她在香港还结识了当时作为司机，同是菲律宾人的丈夫。

“我要结婚了，要回去组建自己的家庭了。”现在想起这件事，劳拉觉得既顺理成章又有点不可思议——如今在菲律宾的家中，她的丈夫养殖蜜蜂，做蜂蜜生意；大儿子今年21岁，刚刚工作，两个小儿子分别读初中和小学；其他的家庭成员还有4只狗和13只猫。

从香港回去后，劳拉一直在做家庭主妇，丈夫独自在经济上负担这样一个大家庭，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当初接触菲佣的工作便是照顾三个孩子，二十年过去，为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劳拉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去照顾另一个陌生的家庭。

母亲、妻子、女儿

2017年，香港已有352000名外佣，占当地整体就业人口的9%。经2016年的统计，这些外佣年龄的中位数由1995年的30岁提高到了35岁，其中接受过中学教育的占82%，10%曾接受过专科及更高等教育。

政府规定香港外佣的最低工资需为菲律宾及印尼当地工人工资的两倍至三倍——在2016年10月，这个数字为每月4310元港币。劳拉在香港的朋友每月非常精确地汇给家里28000菲律宾比索，正是香港外佣的最低工资。

朋友对此并无不满，毕竟比在菲律宾国内的状况要好很多。但在劳拉看来，这个金额甚至不到自己二十多年前所挣工资的两倍。家里有三个儿子要养，丈夫的负担已经太重，香港的收入很难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宽松一些。而劳拉也有别的选择：比起在香港做菲佣，中国内地的工作机会要好很多。

7000人民币大约是51500菲律宾比索，劳拉每个月都往菲律宾家中汇去这个金额——那是她在2016年到达中国后的月工资。2018年2月，劳拉在微信上告诉丈夫，那个月的51500中有15000是为二儿子买手机准备的，因为那个月是儿子的生日，所以让丈夫务必用那些钱去买儿子想要的OPPO手机。

如今劳拉的收入超过了丈夫，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家人有时会在微信上向她提出自己的“小愿望”，而劳拉也会在他们生日或节日时尽量满足。

劳拉曾送给自己父亲两块手表，一台摩托车，而送给儿子们的始终是手机。接下来她打算和丈夫商量一下，为家里添置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也是儿子们一直以来的愿望，为此他们还向劳拉保证，每天只用一小会儿，绝不会“看坏了眼睛”。家庭成员中，唯独劳拉的母亲和丈夫从不让她买任何礼物，每个月都要打来视频通话说“钱够了别给了”。但劳拉依然雷打不动地把全部工资寄回家。

平日里她吃住都在雇主家里，生活用品由他们提供。现在的手机是女主人换下来的iPhone 6，没有办电话卡，劳拉只在有wifi时看一下微信，以及给小孩播放动画片，话费的钱也省了。雇主还经常给她一些衣物，加上劳拉本身对梳妆打扮并无兴趣，这样一来，她完全没有了购物的需求。劳拉让家人不要担心，她说：“我不需要钱。”

难招，难管，难留

劳拉的许多朋友在一个家庭里不会干很长时间，因为总是会有更好的机会出现。但如果没有被辞退，劳拉不打算再换老板了，一是因为对环境早已习惯，二是她对现在的老板很满意。上个月老板一家人为她在海底捞庆祝了生日，并且这三年每年都会如此。

相比于跟她受雇于同一城市的一个朋友，平时不能吃肉，不能用手机，劳拉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老板的生日那天，劳拉发了一条带着九张图的朋友圈，并配文道：生日快乐，你不仅是我的老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刘欣就是劳拉口中的“老板”。在经历了数十个保姆之后，她找到了劳拉，觉得自己终于碰到了“理想人选”，因为劳拉“不挑活，能吃苦，无假期，有眼色”。

在大女儿出生的十年前，刘欣就开始物色保姆。自己是大学老师，丈夫做生意，都没有太多时间去料理家务。在这个一线城市里，保姆的价格当时大约是每月3500元人民币，面试的大多数人会说，自己不带小孩，只做饭和家务。月嫂专门负责带孩子，但是只带孩子，因为经过专业培训，价格更是比雇保姆的价格翻倍还要多。

工作忙的时候，刘欣雇了两个保姆，分别负责带孩子和做饭家务。一天下课回家，刘欣在开门时就听到了女儿的哭声，进去却看到两个保姆坐在餐桌前嗑瓜子聊天，女儿躺在一旁的婴儿床里无人搭理。她忍着怒气上前查看，闻到了一阵臭气，不用摸就能看出女儿的纸尿裤已经许久未换。

类似让刘欣不满的事之前也曾发生过，比如保姆用奶瓶喂奶时只顾自己玩手机，孩子喝完许久还是保持同一姿势坐在那里；又或者家里的水果总是还没怎么吃就凭空消失。前者刘欣会提醒批评，后者她通常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久而久之，刘欣觉得两个保姆更加放肆，有时甚至会联合起来呛自己，这让她觉得气愤，但又怕保姆对女儿不好，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决定雇保姆之前，丈夫提出老家的阿姨想来帮忙带孩子，工资不高，而且家里人总也放心些。刘欣答应了。可时间一长，她也发现许多阿姨在带孩子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碍于是家中长辈，刘欣含蓄地提了几次建议，阿姨接受了，但之后却不见改。说多了伤了感情，阿姨觉得委屈，她对刘欣丈夫说，你家小孩太金贵，我带不了，便回了老家。

家中长辈和保姆都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刘欣也思考过是不是自己要求太高。思考的结果是：并没有，在孩子的问题上她不愿做任何让步。

2017年的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也指出了中国家政服务市场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与日益旺盛的服务需求相比，家政服务供给数量明显不足。以北京市为例，在2017年，全市家政服务人员缺口为20-30万。

第二是存在结构缺口：如今中高端的家政服务需求增大，比起传统的洗衣、做饭、保洁等技能水平要求不高的服务，专业性强的家政服务需求更大。而目前中国家政从业人员中90%左右仅有高中及以下学历，大专以上的更是凤毛麟角。行业缺乏规范化、专业化，人员流动性大，无培训机制等问题，使得家政服务人员普遍“难招、难管、难留”。

刘欣家在几年间因各种原因辞退或被辞退了数十名保姆之后，决定“另辟蹊径”。考量了费用，她和丈夫决定试一试朋友推荐的菲佣。

“我了解我的职责”

劳拉并不是刘欣家请的第一个菲佣，在她之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苏珊也曾在那工作过两年。苏珊是个年轻女孩，二十出头。和当年的劳拉一样，她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学东西快，干活不是问题，刚开始和刘欣一家磨合得不错。

也是因为年轻，苏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自己挣钱自己花——新出了iPhone，刘欣换一台，苏珊也要买一台；刘欣买了护肤品，苏珊也让刘欣帮她买同类型但价位较低的产品。

在刘欣家的最后一年，苏珊在手机上下载了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在北京的男孩。她又学会了自拍，使用修图软件美颜，努力在男孩心中留下好印象。谈起恋爱之后，苏珊的心思便无法完全放在工作上了。终于，她找到了一家在北京的雇主，离开了刘欣家。

因此，三年前小女儿出生时劳拉的出现，让刘欣觉得异常可贵。

一日三餐，卫生清洁，洗衣做饭，照顾孩子，是劳拉每日的例行工作。除此之外，劳拉也会做一些在刘欣看来“有眼色”的事：刘欣和孩子们喜欢吃的新鲜核桃不好剥皮，她闲下来就剥一碗现成的；家里有人开始抓挠皮肤，她立刻能找到花露水放在那人面前；水果放得有点久，当天的晚餐就会出现鲜榨的果汁。

只要是刘欣交代过的事，劳拉一定不会忘，没有交代的事，她根据情况也会自己默默完成。另一个令刘欣及丈夫满意的点是，劳拉给孩子们创造了双语的环境——小女儿真真从小由劳拉带大，现在已经可以和劳拉进行简单的交流，而在面对其他人时，真真又会切换为普通话；大女儿的小学英语课程，劳拉也可以辅导。

刘欣的朋友有一次忍不住问劳拉：“我认识的保姆都有自己的一些原则，有些事绝不做，你有什么不做的事吗?”劳拉回答：“没有，因为我了解我的职责。”

“隐形人”

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游的地方，刘欣也会带着劳拉。三年来，劳拉从未回过菲律宾，但已经去过中国大大小小十几个城市。不回菲律宾原因有二，一是劳拉想在自己还“干得动活”的年纪抓紧一切时间挣更多的钱，二则是她的签证早已过期，一旦出境便很难再返回中国。

因此，刘欣一家如果有出国旅行的计划，也很难带劳拉同行。而就在今年，劳拉的“中国游”也遇到了阻碍：刘欣想为她购买动车票，但因为劳拉的签证问题而碰了壁。

出于对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中国目前不允许家政行业等国外低端劳动力到国内打工，像劳拉这样的劳务输入是无法取得工作签证的。当时停留时间为一周的旅游签证早已过期，劳拉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算是“黑了下来”。

三年前，劳拉和刘欣通过中介认识彼此。除去每月7000元工资，刘欣还向中介支付了六万元中介费；劳拉也不是“免费”得到这份工作——在刘欣家工作的前六个月，她的一半工资都由中介赚了去。这家中介的负责人因公司的相关业务违法，在前两年被判了刑，现在刘欣和劳拉都已联系不到当初的中间人。

她们也不需要联系这个人，从这一段“雇佣关系”开始，劳拉用工资支付了自己的中介费后，她在中国的一切就与这家中介无关了。

2017年菲律宾统计机构的数据表明，在当年在海外务工的230余万劳工当中，有18.9%去往东亚，其中以中国和韩国为目的地的劳工约占3.7%。而在之前一年，菲律宾劳工部长就曾在采访中表示，约有20万名菲律宾家庭佣工在中国内地非法工作。

以非法身份停留、从业，菲佣在中国如同“隐形人”般存在于千万个中产及以上家庭中。而她们的“归路”也在离开菲律宾之前就被中介安排好了：以劳拉为例，中介让她在需要回家的时候去上海，向警方自首，被拘留15天并等待办理遣返手续，待到手续齐全，就买机票回家。

之所以是上海，劳拉说因为各地规定不同，15天的拘留应该是时间最短的。她觉得如果真是想回家，这些都无所谓，15天也许只是会比较无聊，但就怕到时自己没有钱买机票，还需要在里面呆更长时间。

既然是这样“一次性”的方式，劳拉决定在中国停留更长时间。她知道中国和菲律宾已经达成引进30万菲律宾劳工的协议，但不知道何时才能实施。跟家人视频通话时，劳拉从不跟家人提起回国的事。她说自己每天都非常想念他们，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身份能够在中国合法，那就再好不过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数据来源：

香港统计月刊1995年3月

香港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研究简报2016-2017年度第4期

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7

菲律宾统计局 (Phillipine Statistic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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