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本」将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到底

今天，山东创新网分享「技术资本」将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到底。

在第八届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颁奖大会的前一天，“科技成果转化高峰论坛”在京西宾馆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主任、研究员田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主任、研究员赵萍，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冯楚建，《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等国内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经济新常态下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技术贸易发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话题进行了主题演讲。本报特辑录部分专家观点刊登，供参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主任、研究员田辉：

绿色金融发展需科技与金融“协同作战”

田辉介绍，绿色金融是一个新兴领域，是需要借助科技成果转化才能发展的新兴领域。绿色金融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国内看，当前，我国的经济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存在着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其中，不可持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压力，例如雾霾、水体污染等。而经济新常态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要追求更好的发展质量，表现出来就是全面推进绿色转型。

我国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先行者和倡导者。推动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借助科技成果的转化。绿色金融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是金融议题，也是绿色环保、新兴产业的议题。在发展过程中，会受传统金融体系问题的影响，也会受新的因素影响。当前影响其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对于“绿色”标准的认定存在很大的差异。

看一个金融产品的可市场化、可交易、可计量的标准，首先要认定这个项目或企业是“绿色”的。到底什么是绿色？什么是非绿色？市场应该相信哪个项目或企业是能真正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政府的政策应该向哪里倾斜？这都需要对“绿色”这个标准进行认证。

田辉介绍，目前，国内、国际的标准非常多，但都存在不协调问题。由于发展阶段、水平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重点不同，从而对于“绿色”的认定标准也不同。目前，发达国家把化石能源、煤炭、石油认定为“非绿色”，但实际上，煤炭、石油的环保程度会受生产环境、开发技术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直接将其判定为“非绿色”。因此，到底应该如何认定是不是“绿色”，还需要借助科技成果的力量。

中外之间的认定标准也存在差别。因此，我们在进行海外投资、海外资产项目配置的时候也要理解、关注国际投资者对“绿色”是怎么看的。

国内标准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目前，国内绿色金融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发改委的标准，另一个是人民银行主导的绿色金融委员会的标准。两个标准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缺少互认，直接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使得当前的市场无所适从。我国的债券市场原本就存在严重的分隔现象。当前，中国的债券市场有三个审批机构，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三者有不同的标准，在后台清算、市场发行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发展绿色债券，如果对“绿色”项目的认定上还存差异，就额外增加了市场的分割情况，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

所以，当务之急是国内的标准要实行统一或者互认，在统一或互认过程中，同样需要借助科技成果的力量。对于一个项目是否“绿色”的认定需要很多科技成果做支撑。中国当前缺乏一个有资质的认证机构。目前，发达国家的这类认证机构也很少。但是，当前的绿色金融发展形势非常快，的确需要绿色认证。因此，一些非专业的认证机构就借机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引发了一些价格战，导致一些取得的国内机构的绿色认证没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田辉指出，如果能有一些相关的科研成果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多市场可以信服的证据，就会使得这个市场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所以，科技界和金融界应加强合作，对绿色金融领域进行更多的投入和关心，携起手来共同推进绿色金融的发展。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冯楚建：

企业要成为创新主体，需要有成果转化

冯楚建介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科技体制改革一直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二是调动科技人员、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这两条主线“谋划”和推动了整个科技体制的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来的法律渐渐遇到了问题。2015年，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主要目的就是激发科技双创，实现供给侧改革，支持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冯楚建说，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新法”规定转化收益不用上缴国库，其支持力度比有些发达国家还要大。另外，对科技人员的奖励力度也比较大，兼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给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不仅要投入科研，还要有成果转化。无论是国企，还是其他企业，只要承担了国家的项目，就有义务进行成果转化。

冯楚建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应该给市场主体、创新主体更多自主权。政府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该管的要管好、管住，不该管的，要充分放权。单位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对于成果转化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事业单位具有公益属性，要平衡好发明人、团队、法人的利益。目前，企业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单位对员工可以综合运用工资、奖金等多种激励措施，法律修正案在明确奖励义务的同时，也应充分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

另外，在不同发展阶段，要不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实施科技创新战略。针对这些改革布局和战略要求，我国出台了相应政策措施，将改革和战略具体化、制度化。通过政策持续总结、优化、凝练，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并由此逐步实现科技治理的法治化。

在冯楚建看来，合理平衡技术供给方和技术需求方的利益，是成果转化成功的关键。科技成果的价格承载了各方利益，可以平衡供需双方的诉求。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科学确定科技成果的市场价格。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涉及领域广泛、环节较多、关系复杂的系列化活动，需要统筹协调推进科技改革和经济、社会等相关领域改革，实现制度衔接，形成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政策合力，也需要调动政产学研用金等各方面积极性。

冯楚建介绍，本次修订中，新增、调整的重要制度主要包括：

完善科研评价体系：部门建立对单位的绩效考核制度，单位建立对科技人员的分类评价制度，对事业单位实施转化年度报告制度。

完善成果处置、收益分配制度：第一次规定职务科技成果制度，高校、科研机构可自主许可、转让科技成果，可以实行市场化定价制度、科技成果协议定价公示制度，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单位，单位与个人可以约定科技成果转化。

加强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建立健全科技报告制度、国家科技成果信息系统，明确不提交科技报告的罚则。

完善科技人员奖励制度：奖励约定优先法定保障，提高最低奖励比例，无约定的奖励比例提高到50%，不受工资总额限制。

完善企业参与科研项目制度：鼓励科技成果境内优先转化，项目规划、计划、指南听取企业意见，应用类项目改革组织方式，明确转化科技成果义务，应用项目企业主导方向选择、项目实施和成果应用。

推进产学研合作：完善合作方式，联合建立平台、机构、联盟等，联合实施项目转化，促进人员双向流动。

技术交易和服务平台：培育发展技术市场、科技孵化机构，为初创期企业提供孵化服务，例如公共研究平台、技术集成、中试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主任、研究员赵萍：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技术贸易面临更大机遇

赵萍认为，在一带一路“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模式下，中国未来开展国际合作的范围会更广、层次会更深、机遇会更多。

合作范围广，是因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范围覆盖的行业特别多，包括战略性的众多行业，例如道路联通领域的铁路、公路、港口、油气管等，而实现“五通”的前提就是得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做更先进的设计，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将会应用到各个领域，这就是我们的机遇。

合作层次深，是因为密切的经贸关系有利于开展更深层次的创新。商品有输出，铁路也建好，下一步的创新就是要企业走出去，不仅要把商品带出去，还要在当地建立合资企业。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使中国未来开展的合作面更广，层次更深，对科技服务贸易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实现融入全球价值链。

目前，在技术贸易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了科技创新的动力，全民都在努力创新，这就使得中国正在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特别活跃的国家。未来20-30年，北美、东亚、欧盟这三个地区会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三足鼎立”的区域。

赵萍认为，在未来这样一个大的科技创新“三足鼎立”的趋势下，中国的技术贸易面临着四大趋势：

一是科技发展交叉融合。未来的科技发展不再是科研人员一个人坐在屋里创新，而是各种技术、各种创新之间相互有密切的联系。其中，与绿色发展、健康发展相关的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将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二是科技创新活动要更加注重社会化、大众化和网络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口号，而是社会大众实实在在地加入到创新行列。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创新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例如谷歌眼镜、各种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等的使用都需要网络。

三是扩大区域，协同创新成为普遍趋势。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个人的创新，没有合作是无法进行的。从一带一路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通过在各国之间实施合作来加快进行科技创新。所以，跨区域的协同、分工合作特别重要。

四是各种创新要素的争夺变得特别激烈。人才、资金都是创新中非常重要的要素，要把这些要素有效集合到一起才能够实现科技创新。

赵萍分析，当前，我国与132个国家建立了技术贸易联系，技术贸易的对象不仅仅是智慧，还有智慧的结晶——高科技产品。当前，技术贸易的对象正在发生转变，从最初的成套设备生产线为主转变为以专利技术、专利许可合作研发为主。我国的技术贸易目前虽然规模小，但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甘蔗没有两头甜。赵萍说，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对外技术贸易在获得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将会面临更多、更高的贸易壁垒。

谈及中国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赵萍认为，要从三个方面重点应对：

第一，分类管理。在技术贸易中，中国90%是卖产品，10%是卖技术。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要解决技术贸易问题首先就要解决让90%的商品跨越贸易壁垒的问题，然后解决技术贸易中技术如何定价的问题。因此，要加强硬技术出口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升技术自身的竞争力。

第二，解决贸易便利化问题。一带一路政策沟通中更多的是货物贸易，而货物贸易中更应该关注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条款的实施使我国技术贸易的通关、设备的检疫检验、认证等更顺畅、更安全。

第三，作为进口大国，中国也要加强防御性措施的建设。发达国家已经把技术贸易措施当做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没有建立技术的法规体系，技术的标准数量也不够多，结构也不全。因此，有必要加大技术标准建设和制定的力度，从而设定技术贸易措施，使中国在技术贸易双向方面有所促进，为技术研发和贸易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另外，出口企业要做好AEO认证，让所出口的国家认为我们的技术出口到这个国家没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的威胁。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

让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

演讲中，房汉廷重点分析解读了“创新驱动”的四个组成要素：社会资本、技术资本、创新资本、企业家。

进入信息社会后，出现了新的社会资本，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快速数据积累的方式让技术手段重新赢得了优势。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不是成品，而是数据，因为数据能给人们带来更便利、更节约、更真实可信的信息。

在信息化社会，互联网金融有其独有的优势：即时性的大数据式的信息处理能力几乎消除了金融行为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所有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都可以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实现资金供求的精准对接。纵向、横向信息叠加式的客户信息处理方式，使任何一项融资行为的风险评估变得简便易行，风险评估的“傻瓜化”，使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决策更加快捷、准确。开放、无限扩展的互联网平台使单笔金融交易成本大幅下降，甚至有成本趋近于零的可能。互联网的无所不在，使多样化的资金供求都可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条件。这样就可以实现资金需求的“一对一”以及“一对多”或者“多对一”，即使是一个比较小的资金需求，都可以实现类似“众筹模式”的资产证券化。

房汉廷说，真正资本化的技术是受专利保护的产业技术，应该给予其持有人或创造者丰厚的回报，使其安心地继续创造技术。近年来，中国的政策正在向这个方向大踏步前进，并且某些地方已经超过了美国。

房汉廷指出，以往我们存在一个大的误区是将研发活动与创新活动混淆，把研发成果同技术资本混淆。创新活动是对研发活动某种成果的商业化应用，而技术资本则是一种能够给其持有者带来价值的价值，可以参与商业活动并可根据其贡献或约定获得剩余资产索取权的一种资本化的技术。换言之，那些虽然属于研发活动成果，如论文、基础技术、公共适用技术、共性技术以及不受专利保护的产业技术等，都不具有成为资本属性的特征，所以不属于技术资本范畴。只有具备构成生产要素条件并受保护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或专有技术，才是技术资本。要实现技术资本化，必须有足够的可资本化技术并形成聚合效应。

技术实现资本化，政府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侵权的打击力度。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查处机制。大幅度增加专利发明人在职务发明专利资本化中的利益补偿。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的收益比例，可从现在不低于20%提高到50%，加大股权激励力度。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利技术经营机构。如“高智发明”模式，合理期限内未能转化的，可由国家依法强制许可实施。另外，还可探索发行专利技术资本化债券，让普通投资者也可以参与到专利技术资本化之中，让专利证券化。

新技术资本化常常遭遇资金严重不足的制约，而社会资本中有多大的比例或规模可以转换为创新资本，对技术资本化成功与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的天然属性就是追逐利润，只要金融创新的空间足够大，就可以把普通的储蓄转换成资本，进而转换为创新资本。

房汉廷以2015年数据为例，分别从国家财政拨款、创业风险投资、科技贷款、科技保险、资本市场方面进行归集，共有5万亿元左右。创新资本的规模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新企业、新产业的成长速度。以中国目前5万亿元左右的创新资本规模来看，只占国家净资产的1.25%，远远没有发挥出一个经济大国的资本优势。

房汉廷还分析，在创新资本上，我们没有给更多的民间资本一个有效的渠道，让其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分享创新的红利，分担创新的风险；没有一套机制使财富投入到具有更高的未来财富创造价值的领域去，这也是导致现在国有资本投资效率低、民间资本干脆不投资的原因。2016年，前三个季度同比下滑40%，就是因为好的地方投不了，不好的地方不敢投。所以，要想办法发展互联网金融，甚至发展物联网金融，突破沟沟坎坎，进入一个真正的快车道。

此外，房汉廷说，创新企业家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没有企业家的企业都是昙花一现。我们应将企业家资本作为一个独立创新要素纳入创新生产函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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