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边塞诗人「顾城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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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洪涛（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中文系教授）
宋代文学与江南的关系相当密切，而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也值得我们探究。有元一代多民族交往交流密切，查洪德先生认为元代文化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大”：气象宏大、大气包容。虽然多种文化在元代有冲突，但还是以和谐为主，笔者认同这个看法。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雁门人，有诗集《雁门集》，留存无碑传，其生卒年有争议，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近人陈垣考证其当为回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以萨都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诗人的出现，成为元代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诗歌内容广泛、风格多样，有着丰富的民族交往交流特色、文学地理意义。由于为官与经商，萨氏大半生在燕赵、荆楚、吴越、闽中等地辗转，奔走于塞北江南。萨氏诗歌吟咏书写的范围，包括南北不同地理环境的社会、人文现象，萨氏的创作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于此我们主要考察其诗歌对于南方的描绘。
由于书写对象不同、南北环境不同，萨氏的诗歌风格也呈现出先南北有别、后渐趋融合的风格。北方文化影响下的萨氏早期诗风，以刚健质朴为主。后因频繁往来于江南塞北，萨氏中期诗歌融合南北地域文化，诗风风流俊爽、清丽刚健。萨氏后期因常年寓居南方，进一步受到江南人文自然环境影响，诗歌风格富有江南风韵，清新绮丽。萨都剌以南北地域的人文环境和自然风光为中心，在元代诗坛风格独特。在萨氏的诗歌中，南北地域文化的互相渗透与交融，使萨氏的诗歌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以下主要从文学地理地域的角度挖掘萨氏文学作品的内涵，揭示萨氏对元代诗坛的贡献。萨都剌创作的诗歌，据笔者统计，共804首（《全元诗》794首，永和本10首），能系地者725首。这些诗歌创作横跨南北区域，且主要集中于南方，集中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至顺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的十八年间，合计共600首，占萨氏诗歌总量的75.37%。萨都剌诗歌的空间分布就数量而论排名前五的路分别为镇江路164首，集庆路143首，大都路60首，福州路39首，建宁路38首，第六至第十名是钱塘路、平江路、扬州路、绍兴路、池州路，合计诗歌565首，占比77.93%。根据萨氏的游宦经历可知镇江、金陵、大都、福州、钱塘、绍兴等均是萨氏为官之地，也基本是其诗歌最多之处，尤以镇江、金陵为最多。
萨氏由北入南后，受江南文化的熏陶。萨氏自天历元年（1328）到任镇江录事达鲁花赤，直到至元四年（1338）除河南江北道廉访司。萨氏因此频繁来往于南北，诗歌呈现出南北兼融的特点，诗风清丽刚健。自从初次宦游南方以后，萨氏诗中常见的意象与在北方诗歌中意象就有一定差异，这显然是受到江南文化的影响。明代吴人张习（字企翱）云：“元诗之盛，倡自遗山……初则贯云石、冯子振、陈刚中，后则杨廉夫，而萨天锡亦其人也。观天锡《燕姬曲》《过嘉兴》《织锦图》等篇，婉而丽，切而畅，虽云石、廉夫莫能道。”萨都剌初次仕宦镇江、金陵时，诗歌意象转变为富有江南特色的事物，清新流丽，多具有柔、轻、细的特征，如杏花、莺啼、吴姬、越女、小艇、芙蓉、细雨、瘴烟、荔枝、烟柳、菖蒲、樱桃、西湖等诸多意象。如《过嘉兴》“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宿长安驿》“水面微风动杨柳，客船吹笛月明中”等，诗中意象，极具江南风情，与诗人在北方创作时选用的意象有所不同。
南方的地理环境使得萨氏诗风颇为清丽刚健。受到江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关于雨意象的刻画，表现了南方多雨的特点。季节上有秋雨、春雨、夏雨等；情感上又有凉雨、苦雨、红雨等。以秋雨和春雨为例：秋雨有“独立秋雨凉，人来忽飞去”“秋风吹绿波，秋雨鸣败荷”“秋雨皇华下九天，又随归雁过吴川”“剪烛西窗听秋雨”；春雨有“涨天烟雾晴不收”“门外杏花声已过，街头春雨早成泥”“岭南春雨竹鸡鸣，炎天海国瘴烟和”。萨都剌从雨的情感、形态、大小、季节几个方面对南方多雨的气候进行了充分描写。南方多雨多潮湿，他对南方气候不太适应的负面感受更多。由于南方多雨地湿，加上水汽充沛，凝结形成烟雾，萨氏诗称为微雨、细雨、烟雨、疏雨、小雨等几种形态，并从雨的大小、密集程度上来写。微雨如“满城微雨湿山茶”“微雨在藻金鱼翻”“一江微雨鹧鸪春”等。细雨如“微茫扬子桥，细雨湿秋色”“青橙细雨做官去，遥忆江南郑广文”“细雨小寒生绿纱”，描绘了不同雨的特征表现。烟雨如“烟雨短篷水口，人家乱石山前”“烟雨翻成水墨画”，刻画出雨在不同形态下的表现。诗中的“雨”意象，是萨氏长期生活在南方的深切感受，总体上“雨”意象表现了萨氏对南方气候不适的感受，伤春悲秋，对自身境遇的无奈，有北方人的刚健之气。干文传《雁门集序》称萨都剌诗风：“……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娟也。”萨都剌自天历元年（1328）到至元四年（1338）期间频繁来往于南北，诗歌呈现出南北融合的特征，诗风清新绮丽。顾嗣立《元诗选》云：“天锡诗有清气，不是一味秾丽，故佳。”萨氏经历了南北，同时受到南北文化的影响。
萨都剌虽大部分时间寓居南国，但他以北方之清新注入南方之清丽，使得其诗歌少有秾丽之风。萨氏诗歌时常出现“侬”字，极具江南特色。天历二年（1329），萨氏在镇江云：“同年若问侬消息，为说愁来无奈何。”（《送友人进柑入京》）“吾侬何事不归去，一带长山马上青。”（《常山纪行》其四）俨然江南本土诗人之风调。同时在镇江时期，萨氏便仿照江南民歌，书写江南的人文特色，清丽中带有一些豪爽。至顺元年（1330），萨氏作《江南怨》云：“十三画得蛾眉成，十五新妆识郎面。识郎一面思犹浅，千金买官游不转。侬家水田跨州县，大船小船过淮甸……人生无如江南怨。”经过南方文化的影响，其诗歌多清新绮丽，融合了南方文化的特色。瞿佑《归田诗话》记载：“萨天锡以宫词得名，其诗清新绮丽，自成一家。”书写江南的人文特色，绮丽中带有清新之气。至顺二年（1331）萨氏在大都所作《燕姬曲》：“燕京女儿十六七，颜如花红眼如漆。兰香满路马尘飞，翠袖笼鞭娇欲滴。春风驰荡摇春心，锦筝银烛高堂深。”此诗所写燕京女儿，融合了江南女子的影子，如“翠袖笼鞭娇欲滴。春风淡荡摇春心……春困著人倦梳洗……绣衾不暖锦鸳梦”等。至正五年（1345）萨氏在杭州所作《吴姬曲》云：“皎皎红罗幕，高高碧云楼。娟娟一美人，炯炯露双眸。郎居柳浦头，妾住鹤沙尾。好风吹花来，同泛春江水。”两相对比，便可看出萨氏至顺二年（1331）在燕京所作《燕姬曲》已经有了其后期《吴姬曲》的风格。明刘子钟《萨天锡诗集序》云：“天锡之诗大而能化之诗也……小而寂寥之简，大而舂容之繁，莫不皆具体而成章，有条而不紊也。”
查洪德先生在《元代文学通论》中认为，元代汉民族恋土意识与蒙古、色目人游牧、行商的旅居习俗相互影响；传统的国家概念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形成大国观念并由此形成文人的大国意识，多元信仰、多元价值观的形成，民族诗人之间交往交流，这些在萨都剌南方诗歌中得到很好的体现。金元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3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