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普遍主张「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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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世纪，意大利在绘画、建筑、科学和文学领域可谓引领了欧洲乃至世界。诞生于意大利的这场复兴运动中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创造力，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根源所在。但除了莱昂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彼特拉克、马基雅维利和伊莎贝拉·德·艾斯特等知名艺术人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女性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话题。

在这本书中“文艺复兴”一词第一次出现

女性对 15、16 世纪意大利精英文化的参与程度一直是被忽略的，这是因为20世纪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尤其是社会历史领域的学界，将重点过分地放在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但是，就对性别和女性教育的态度而言，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恐怕是意大利最保守的两座大城了。

把视野拉到整个意大利，我们不难发现，在16世纪晚期，人们见证了世俗女性作为艺术家、音乐演奏家、作曲家和演员等形象的崛起。创意女性的形象，即女性艺术名家（virtuosa）的形象，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最明确的文字记录可鉴的文化新事物之一。为什么在这一时期，这种现象如此普遍？

女性能够站上文艺复兴的舞台，源于关于女性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

这段时期的女性历史中一个更加重要的、与刚刚提到的现象有很强因果关系的发展，是关于性别和女性的新思维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女性观将女性视为“靠不住的人”，她们比男性缺少理性，也更易于“堕入罪恶”。

但新理论主张，女性生来与男性平等，既不比男性缺少理性，也不比男性更不能保持德行。 新的女性观并不把男性的社会主导地位视作两性间生理差异所导致的合理结果，而是将男性的主导归因于社会和文化因素。通过劣势的教育、文化的熏陶和职业机会的剥夺，女性被置于人为的劣势地位。如果女孩子们在一开始便被给予和她们的兄弟一样的机会，她们将证明自己和男性的同辈们一样有能力。

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有充分经验证据，证明她“埋没的金子”的类比是可信的，因为这一时期，大概是女性艺术名家崛起的巅峰期。性别和女性的历史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叙事中很少占据关键的位置，其中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学者普遍将文艺复兴的结束定位在1527年、1530年或1550年的几种传统的时代划分错过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16世纪晚期，它见证了女性作为文化主角而崛起的长期叙事的高潮。

卢克雷齐娅常被描述为一位有着浓密过膝的金发、肤色美丽的女子，有着时常变颜色的淡褐色的眼睛。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女性，也在努力为自己的崛起做足准备。如皮耶罗·德·美第奇的妻子、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母亲、自15世纪60~90年代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卢克雷齐娅·托尔纳博尼（Lucrezia Tornabuoni），正公然地为自己树立文人形象，但是这对她的声誉也从未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卢克雷齐娅也为后世留存下来 5 首宗教叙事诗以及大量的圣歌 （laude）。

在美第奇家族的圈子内，也有两位佛罗伦萨女性获得了文学上的认可。安东尼娅·普尔西（Antonia Pulci）嫁给了美第奇家族的一位诗人。她创作了大量通俗宗教戏剧，这些戏剧在整个16世纪被持续再版。佛罗伦萨国务大臣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拉（Bartolomeo Scala）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斯卡拉以古典学识而著名，她与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安杰洛·波利齐亚诺保持着希腊语的通信往来。

女性的崛起源于宫廷政权的需要！

在宫廷里，权力过渡中王朝制度的中心地位意味着统治者的家族要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尤其是统治者的妻子更是宫廷中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在意大利的诸侯政权中，女性一般不做统治者——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丈夫缺席，或儿子太小不能即位，而以摄政者的身份统治政权。但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上述特殊情况却算不上特殊，因为那一时期的许多君主都是雇佣兵的首领，为了戎马生涯而不得不长期远离自己的政权中心地；此外，君主的婚姻，尤其是二婚及其后的婚姻，往往老夫配少妻。

正因为此，按照嫁给君主的标准养育的女性则需要接受足够的教育，这样才能在必要时取代丈夫；她们还需要培养“君主的”气质，以便在危难关头维持政权统治。关于这一点，巴蒂斯塔·达·蒙特费尔特罗作为佩萨罗领主夫人的一生便是生动的例子。因为丈夫加莱亚佐·马拉泰斯塔的无能，巴蒂斯塔不得不在政权的统治和外交事务中，和加莱亚佐的兄弟们一起担当重任。

最终，当巴蒂斯塔的丈夫将领主权卖给他外孙女克斯丹萨·瓦拉诺（Costanza Varano）的丈夫亚历山德罗·斯福尔扎（Alessandro Sforza），并离开佩萨罗之后，也是巴蒂斯塔留了下来，负责权力的过渡，确保政权安全地交到克斯丹萨和亚历山德罗夫妇的手中。

作为共和政体君主配偶的角色，即便当她丈夫活着、人在国内且治国有能，她的光彩也要比国内贵族的配偶更加夺目。在如盛宴、庆典、婚礼、葬礼、外交来访的多种场合下，她都要和丈夫一起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与重要的宾客交谈，和君主一样代表着国家的体面。一位君主配偶除了要拥有一般贵族妻子的家庭美德，最起码还要有穿衣的品位、高贵的举止和优雅的谈吐。

在整个15世纪，随着宫廷的规模变得更庞大、更复杂，舞蹈技能和音乐才华也越来越成为宫廷贵妇们炙手可热的素质；与此同时，尤其是在 1500 年之后，一些君主配偶更是通过艺术收藏、建筑赞助以及诗歌的委托创作和亲自创作等活动，展现了她们的品位、才华和学识。对于这样的女性而言，教育不是可选的附加项，而是必备的职业素养。

这本书展示了文艺复兴与整个欧洲的影响！

意大利独特的宫廷扩容机制，让更多女性有机会站起来！

女性接受教育的贵族习俗也并非只局限于统治家族。随着宫廷不断扩大规模和复杂化，君主配偶身边由贵族女性构成的亲随群体也越来越庞大，她们常常因为与女主人的亲近关系而扮演着文化“掮客”的重要角色。有天分的年轻女孩子也会被邀请到宫廷中，与君主的女儿一起接受教育。

16 世纪晚期，在158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关于这一习俗的有趣记录。这部著作的作者是皮埃蒙特（Piedmontese）的绅士阿尼巴尔·瓜斯科（Annibale Guasco）， 其本身则是为他 11 岁的女儿拉维尼娅（Lavinia）而撰写。拉维尼娅刚刚在萨伏依公国的宫廷获得一份职位。公爵的新娘刚进入宫廷之中，拉维尼娅便是要做这位公爵夫人的亲随。在教导拉维尼娅关于宫廷里的风俗习惯之前，瓜斯科详细回忆了他令拉维尼娅接受的严格教育，正是这份教育让她拥有了杰出的音乐才能、秀美的书法、娴熟的珠算以及令他父亲也甘拜下风的国际象棋术。

当然，在女性参与精英文化的历史中，宫廷的特殊地位并非只是意大利所特有。有学识的王后和其他统治阶层的女性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欧洲历史的一道特色，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意大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像15、16 世纪我们在其他许多欧洲国家见到的那样只有一个单一的王室宫廷，而是许多宫廷并存，这对宫廷礼仪和习俗在全社会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宫廷的扩容自然意味着统治家族、近侍以及为宫廷生活而接受教育的女性群体的扩大。这也导致了宫廷之间激烈的文化竞争，尤其体现在如婚礼等讲究排场的重大活动中。 这些重大的活动需要将宫廷的奢华气派浮夸地表现出来。正是因为这种竞争机制的存在，宫廷成为女性文化活动的卓有成效的发生场所：女性文化活动同艺术赞助、建筑赞助、阅兵典礼一样， 是宫廷想要做得比别人更出色的领域。

到了 16 世纪，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女性艺术才华的展示表现出了准制度性的特征。16 世纪80年代，费拉拉的宫廷组建了一支蜚声在外、富有影响力的女性乐师队伍，称之为“女子乐团”（concerto delle donne），主要由因音乐才华而被引入宫廷的非贵族出身的歌唱家组成。此外，费拉拉的宫廷专有一支女性舞剧团，称之为“女子舞团”（balletto delle donne）。这支舞团由公爵夫人玛格丽塔·贡扎加（Margherita Gonzaga）赞助成立，成员包括她贵族出身的女侍和“女子乐团”的几位成员。

重现再生时代芸芸众生对文学、艺术、科学、思想复兴的参与和促进

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文化运动，是在17世纪初期走向终结的。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永远也没有终结。关于印刷、技术、外交、新闻、画像技法、文献学、职业戏剧、学院、收藏以及博物馆文化的历史，所有这一切都扎根于文艺复兴的土壤之中。意大利女性创作者的历史也是如此。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女性主义者的历史经常借助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创作者原型来重塑自己。如《女性的价值》它对长期以来关于女性地位和角色的论争做出了特别独创性的贡献，书中的发言人是7位年龄各异、婚姻状态不同的威尼斯贵族女性，通过两性关系这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对话被赋予了统一性和生动性。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发言人不断努力将谈话带回主题，而有的发言人则好脾气地故意阻挠她们。书中既描写婚姻生活的快乐，也探讨了婚姻生活的烦恼。

莫德拉塔·冯缇在《女性的价值》一书中的意图更多的不是辩论，而是借用人文主义者的悖论和“严肃的戏谑” （serio ludere）的技法，让关于女性的传统观念受到批判性的审视。书中生动、有趣的对话直到今天读起来仍令人感到颇有创见。

很遗憾，鉴于史料有限抑或是在研究中无意的疏忽，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女性创作者流传后世的作品有限，但我们可以从考克斯的《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一睹她们的分无限的潜能。

文章摘自《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 文/（英）弗吉尼亚·考克斯（Virginia Cox）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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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

作者：（英）弗吉尼亚·考克斯（Virginia Cox）

在这本文辞优美的著作中，弗吉尼亚·考克斯对欧洲文化史中这段标志性的时期进行了新的审视。这部著作并非一部传统的纪年体历史，而是一部从社会层面重新阐释文艺复兴的独奇之作，它较为全面地论证了文艺复兴对意大利甚至欧洲社会及世界的渗透，比以往学术文献中所普遍认为的更为广泛深远。本书另有的特别之处是，正如作者所论述的，在这场令人振奋的复兴运动中，女性无论是作为艺术和文学的赞助人，还是作为创作艺术家本身，其所扮演的角色都远比直至新近才被人们所承认的要重要得多。弗吉尼亚·考克斯大胆主张，“文艺复兴女性”是和“文艺复兴人”一样重要的思想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