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巨蟒、法律的鸡肋——女性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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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引发了网友持续的关注，女性权益话题亦成为了近年来热门话题之一。也许对于大城市的中产女性来说，拐卖妇女离自己的生活非常遥远，但是身边是否会经常听说性侵、骗色、骗财、被渣的案例，是否在愤怒和绝望之余感慨法律的缺失、道德的沦丧，是否受累于商业社会的复杂和公权力部门的繁缛。今天，小编就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聚焦下大城市的女性权益问题，也给姐妹们一点点的建议和思考。

妹子上海市区土著，30岁出头，上海TOP高校研究生毕业，长期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长相身材么当年在学校里是小校花吧。2019年1月在一个婚介老阿姨的鼓动和激将法之下，花了2000块钱结识了一名叫姜文正的男子，该男子是婚介嘴里的好男人，值得单独拿出来介绍。虽然男子年龄偏大，比妹子大了十几岁，江苏盐城人，原生家庭困难姊妹很多，但是同为该校研究生毕业，经营着一家名为上海正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检验试剂生产企业、以及一家名为上海甄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贸易公司。 至于为啥姜文正单身，据介绍是因为早年短婚一次、无孩，那位前妻十多年前去美国有了外遇，所以离婚了。

刚结识的时候，姜文正表现得非常热情，拿各种证件，还邀请妹子去家里和公司里看看，以展示自己的诚意和基本情况。嘴里挂着自己年纪大了，想早点结婚有自己的孩子。但妹子发现此人喜欢毛手毛脚，并且老喜欢邀请妹子去旅游。到了4月份，妹子跟婚介老阿姨反应了这些情况后，两人就没再联系了。

2019年11月，妹子出差山东，有些朋友在那做检验试剂工作，觉得姜文正的试剂公司也许可以有点合作，两人又联系上了。姜问妹子是不是愿意继续以男女朋友的身份交往，觉得两人可以再努力一下，妹子答应了。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也没有阻断两人的见面，只是姜觉得人多的场合要避免聚集，所以经常约在人少清净的地方。 姜还是一样，一边催促着谈婚论嫁，一边说着等疫情好一点要出去旅游，说是婚前一定要进行试婚才能保证婚后性生活和谐。同时还让妹子通过各种渠道替正康生物和甄康生物找同业客户和资金方入股，为姜文正的公司服务。期间约见投资方详谈不下三次，投资方初步认为该企业规模较小、行业处于下坡阶段，不具备投资价值。

这段时间正康生物和甄康生物的一些情况也展露了端倪，比如姜文正从来不肯出示财务报表，说账都是“财务做出来的，不是销售做出来的”；也不肯说自己的医院客户是哪几家，但通过公开招标数据查询，可知主要是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等；还会代理一些国外品牌产品的销售，比如西门子、贝克曼；后来还听说正康生物品牌的检验试剂很多并非他们自己生产，而是由其他企业生产了之后他们贴牌出售。姜文正嘴里老念叨着最好妹子能跟他去美国开结婚证，这样在中国就查不到婚姻记录，说不定哪天就可以把资金转移出去。

一转眼到了2020年年底，疫情已经有了好转，眼看着两人都要大一岁，妹子开始催促姜婚事，姜却以“要考虑考虑”、“自己追求轻松愉快”、“性格不大合适”、“女人死光了都不会找你”等借口和人格侮辱对妹子进行疏远。2021年初原本他答应妹子父亲过年要上门约定，也以过年期间他不在上海而取消了。

经过两个月的沟通未果，2021年5月，妹子和爸爸、 表哥三人去到正康生物（徐汇区桂平路481号），想与姜文正沟通婚恋之事。但姜文正却欲借故离开，争吵中员工还报了警，徐汇公安赶到并了解情况后，对姜进行了训斥，认为应当自己处理好私人的事情。员工自称是姜的助理，称姜总单身多年，可能对择偶的标准和想法比较特殊，工作也忙，所以一直拖着没结婚。后该员工又自告奋勇沟通多次，但姜让他别掺和了。6月初，妹子和老父亲又忍不住找到了姜文正家，位于浦东新区羽山路，在他家门口从傍晚等到晚上都不见人回来。这时，同小区业主的话，简直像晴天霹雳一样砸在妹子和老父亲头上，说是姜文正已经结婚两年多了，儿子已经一岁多，老婆石女士是他老家的女人，平时基本不上班的，是前两年过年左右住进来的。石女士嫁进门前，姜还把房子装修了一番，因为彼时他“前妻”姚女士移民澳洲搬走没多久，他跟姚女士没有小孩，“前妻”姚女士的父母是海军部队的离休干部。如此夸张而又戏剧性的事实，很难以相信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于是，妹子彻底知道自己被涮了，第二天继续去姜文正家等，等来了一个30来岁的女人、以及一个保姆模样的老妇和一个抱着的男娃。那个女人一开始承认自己是姜文正的老婆，聊着聊着给姜文正打完一个电话后，她就开始矢口否认，说自己不是姜的老婆，孩子也不是姜的，大概率上是姜文正在电话里让她别承认。并且她对妹子和姜文正的故事，并没有太大兴趣，赶着要离开，还劝妹子遇到渣男要想开点。

妹子又试图去找姜文正，然而，此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带着正康生物和甄康生物位于桂平路481号1号楼的员工一起搬走了。后来联系他，他要么把妹子以及亲友的电话拉黑，打一个拉黑一个，要么微信不回。越来越多身边的人参与到对此事中，帮助妹子寻找姜文正，但是他都是一副“我跟她几年前就不联系了”、“我刚结婚，之前都单身”、“我没跟她谈过恋爱，只是工作关系”、“我觉得这女人不合适，所以很早就不谈了” 的抵赖、回避和侮辱的态度，同时叫嚣着你们去打官司吧，打下来怎样就怎样。此时，羽山路600号姜文正的家又开始装修，也找不到人。后来妹子患上了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

这事儿恶劣吗？恶劣，恶劣在道德上，法律上能借助的力量比较有限。有地方能管吗？先说说上海市妇联。面对妇女维权，上海市妇联非常同情弱势群体，也会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和心理辅导。但妇联终究是一个没有强制力的机构，既无法强制调解又无法惩戒对方。此类妇女权益侵害事件中，妇联除了提供相应咨询和安慰以外也无他法，男方也不会受制于妇联；再说说公安，公安只负责治安和刑事案件，妇女如果被强奸或猥亵公安能管，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取消了流氓罪之后，骗色就不再涉嫌刑事犯罪，公安只会凭借其朴素的认知和工作流程让女方去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女方私下胁迫男方，搞得不好会被定义成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反而成了公安的执法范围，此类案件也有不少，所以一定要注意维权的方式方法。最后说说司法，中国司法在大多数老百姓看来有着繁琐的流程、高额的花费，并且如果法律条款不明晰，根本无法上纲上线。就本案来看，由于男方已婚，以单身的身份诱骗女方同其维持男女朋友关系，侵犯了女方的人格尊严权和身体权，女方可以以人格权侵权为案由提起民事诉讼，向对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上海的精神损害赔偿上限是五万元，迫害致死民事上也只赔偿五万精神损失费。如果女方没死呢，就要综合事件的恶劣程度、过错方的经济实力等进行判决，一般不超过五万。同时侵权类案件的律师费可以由过错方承担，法院会酌情支持一部分律师费和诉讼费。2021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法院判决结果是六万精神损害赔偿，超过了精神损害赔偿上限（这一点比较罕见），可能法院也认为上限五万的金额太低。广州一案由于女方本人是律师，故律师费没有得到支持。 所以，本案民事官司可以起诉，但可以借助法律的力量非常有限。

在对方蓄意逃避和抵赖的情况下，本案妹子无奈只能诉诸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和抑郁症治疗费用等，并向法院提供了重点聊天片段和其他录音证据。2021年8月底开庭，首次开庭前，被告并未提前向法庭提供任何答辩材料和证据，且私下对微信等重要证据进行有选择性地删除，试图颠覆事件的本来面貌。开庭时，被告在法庭上满口谎言、颠倒黑白，对于法官的质问依然一副抵赖的态度，还出示监控视频说妹子的亲戚朋友在蓄意骚扰他，连被告的律师都被双方的各执一词搅得一头雾水。同时，法官向被告询问一共结过几次婚，被告遮遮掩掩地低声回答了“三次”。庭后，法官要求双方提交两年内所有聊天记录以及被告的所有婚育记录。于是，妹子打印了一个行李箱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呈现的两年时间的故事全貌，而被告方只有小小的一叠由律师带到了法院。双方律师又花了一上午比对证据，发现被告删除的聊天内容全部系双方交往恋爱的相关过程，而保留的内容全部系双方讨论工作的内容。被告律师又出示了被告的婚姻记录，清楚载明了其一共经历三段婚姻，并且在第二段婚姻中，与一名张女士已经有一个女儿，本案开庭时已经十多岁了，2010年左右离的婚，离婚是由姜文正提出。据传，姜提出离婚时张女士的父亲刚从卫生系统的领导岗位上退休。而此前姜同小区其他业主提到的“前妻”姚女士，其实与姜文正并没有婚姻关系（至少在国内没有），可能因一些原因没有领证，在移民澳洲前，与自己从海军部队离休的父母和姜住在羽山路，这套房产起初可能在女方家名下。而姜文正从前出示给婚介和相亲对象的那一任所谓的“去美国并出轨”的前妻，是其第一任妻子沈女士，早在2005年就离婚。自此，沈女士、张女士、姚女士、石女士，一片热闹的景象。

被告见无法抵赖，便索性破罐子破摔，认为反正周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此事，除了丢脸也不会咋地，法院判决也只能在精神损害和诉讼支出范围内进行赔偿，金额不会高，所以就只愿意对原告进行十万元的调解和赔偿。纵观现在上海的物价和被告的恶劣程度，十万元算够吗，肯定不够，反而还给被告这类行为不端的人一个逃脱惩罚的途径。但比起《民法典》生效前的司法实践，现有民法体系已经明显进步，使得妇女权益在受到侵害又没有其他救济途径时，能够运用司法这个最后的救济手段。

在本案最后一次开庭时，法官让被告律师转告被告（被告本人缺席），以后不要做这种事情，没什么意思。同时法官也告诉原告，恋爱对象的基本情况自已有责任进行核实并保持警惕，婚介是盈利机构，不能作为完整信息的来源。此事中，婚介并没有起到甄别作用，所以在黄浦区民政局的协调下，本案中的婚姻介绍所进行了退款。

也许有人会提出，恋爱过程中，本案妹子有没有获得姜文正的大额馈赠？ 该金额在庭审中已进行比对，恋爱中的开销、赠予与所谓劳务费，总共加起来不超过5万元。比起宝贵的青春和时间，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中产妹子，基本属于被白嫖。也有人会说，妹子是不是贪慕虚荣，一心想嫁所谓的优秀男士才会被骗? 只能说，一线城市优秀的女生非常多，她们往往对自我、对未来有很高的预期，择偶上有要求非常正常，但这不表示对方可以恶意利用这点来坑蒙拐骗，造成信息（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上的偏差，进而侵犯女性权益。

宏观上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当女性受到恶意侵害的时候，应该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也就是说，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及时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在公安机关认定为“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时，再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要由自己判断该案件是否涉嫌刑事。本案虽不能构成强奸，但如实报案是妇女的合法权力，立不立案也由公安重案组说了算。强奸罪是重罪，法定追诉期是二十年，只要证据充分、事实合理，女性朋友们不用纠结案件追诉期的问题。同时，也建议姐妹们在恋爱中一定有的自我保护意识，聊天记录不要删除，如果发生性关系尽量固定相关证据，比如贴身衣物、环境照片等。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所以道德高于法律，人格权纠纷法律层面的事尽于此，但道德层面的事情应该交给社会公众去长期评判和解读。一个以正常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人，才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反之则不然。

最后再来看看商业层面的事。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所经营的企业，肯定会有其他雷爆出来。上海正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甄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税务问题，在2021年年底，徐汇区税务局开始对其进行税务稽查；姜文正本人也曾因为涉嫌行贿在早年被检察院调查；2022年年初，姜文正又因冒充其他股东签字被其他股东起诉。而姜文正在去年中旬“人间蒸发”的同时，又用现在老婆石女士的名字注册了一家上海至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还同一个医院检验科工作的亲戚合开了一家上海宗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晓得是不是准备把原先的公司给废掉。在网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私德和事业一起崩塌的人，所以更多的时候这些都不是偶然。

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公平和正义最终会以各种方式得到彰显。小编希望，全国人大在修改刑法时，更多关注妇女权益，考虑适度恢复流氓罪，使相关行为重新入刑，修正社会不正之风；对精神损害赔偿上限进行合理修正，以适应新的社会情况；相关部门能够提供合法渠道，对单身人群的身份进行规范和核实。最后，愿天下所有善良的姐妹们被温柔以待，并时刻保持勇敢、顽强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