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现代舞团 芥子纳须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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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为中国现代舞培养了许多一流人才。重生的“广东现代舞团”被赋予新的使命，推广和普及现代舞艺术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7期

文 | 本刊记者 张蕾 发自 广州

编辑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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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琦 图/本刊记者 大食

灯光渐暗。

女舞者于场地中央爬行、腾挪、升起，顶着光束，将四肢缓慢延展。第二道光束出现，新的舞者加入，肢体与能量出现交互。抬举、降落，重力随肢体流动转换，舞者从一方出现，在另一方消失。

舞台始终保持平衡。舞者身体刚柔兼具，或镇守一方舞台，或双人成行、姿态趋同，节奏巅峰则舞者群集，众人各自发力，汇成大千世界。

这是《须弥芥子》第19次再度上演。芥子为芥菜之种，极其微小，却大千俱于毫端，纳庞杂须弥山于其中。这恰是作品诞生地广东现代舞团的面貌。1987年9月，中国第一个现代舞专业实验班在广东舞蹈学校落成开班，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广州……舞者从全国各地闻讯而来，星星之火燃起一片盛景，亦将现代舞的种子撒向广袤土地。沈伟、金星、王玖、乔杨、秦立明、阎缨、尹小榕、张延……实验班的首批学员中不乏中国现代舞界诸多标志性人物，而现代舞班更重要的成就，则是五年之后在其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内地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

32年光阴，广东实验现代舞团从一个专业实验班里托生而出，又从“实验”二字摘去之日起，经历文艺体制改革试点，成立国内文艺团体中首个粤港合资企业——广东星海现代舞蹈艺术有限公司。从一个微小发端开始，经历人员的几度变迁、抽离、转化、重组，广东现代舞团的“须弥山”万象更迭，自身亦成为不断“再创作”的作品。

舞台灯光变幻，舞者们各自起舞。入场、退场、谢幕、启幕，须弥生态错落有致，山上则是中国现代舞的众生世界。

现代舞《须弥芥子》剧照

杨美琦的热情

1986年夏，时任广东舞蹈学校校长的杨美琦没有按时回国。

6月17日，杨美琦给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唐瑜寄去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解释了自己逾期未归的原因，亦对她的美国之行如此描述：“这次出访完全出乎意料，收获很大，回来后才跟你谈，要深深地谈，希望得到你的理解。”

杨美琦的美国之行指的正是被誉为“世界现代舞的麦加”的美国舞蹈节。那二十多天的行程令杨美琦大吃一惊，新鲜的舞蹈语汇，多元新颖的编舞手法，都与当时国内舞蹈创作和教学的理论、表现方式大相径庭，美国现代舞的存在无疑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舞蹈艺术提供了崭新可能。杨美琦脑中萌生一个大胆而冒险的想法——在中国办一个现代舞团。

1986年7月底，出访归来的杨美琦兴致勃勃地找到了唐瑜，提出她的设想：在广东引进现代舞，先办现代舞培训班，后建现代舞团。

“现代舞是一种打倒偶像崇拜的艺术”，美国舞蹈美学家塞尔玛·珍妮·科恩如此描述。百余年前，伴随自我解放的渴望与冲破古典芭蕾刻板规训的企图，现代舞在“离经叛道”中孕生。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以“最自由的身体蕴藏最高的智慧”形容这种舞蹈，抛弃紧身胸衣和芭蕾舞鞋，穿上富有现代感的图尼克衫，打着赤脚光着腿，从大自然、古希腊和神秘东方文化中获取灵感而舞，掀起波澜壮阔的人体文化的复兴。

但这种新鲜而陌生的艺术却令当时的国人惶惑紧张。摆在唐瑜眼前的问题是，一方面，省直属的文艺团体数量已近饱和，在通俗歌曲、通俗文学、港台影视作品、歌舞厅等大众文化的席卷下，文艺团体的演出市场日渐萎缩，“减团消肿”势在必行，新团建成再难有财力支持；另一方面，当时的大环境下开办现代舞班有一定风险,面对杨美琦建团办班的高涨热情，唐瑜左右为难。

在省财厅资金迟迟未到位的情况下，杨美琦在电话那头喊着“现在钱没有了，我要从人民大厦跳下去了……”时，唐瑜拿出了第二套方案：从1987年省文化厅的经费里，给杨美琦办班“挤”出了10万元，而学院宿舍和排练场问题，则暂时由广东省舞蹈学校解决，其后再向省里申报招生指标。

筹措多时的现代舞班终于由此启动。

“为发展中国现代舞而奋斗”

1987年5月，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实验班招生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广州市农林下路的一个歌舞厅里（现已拆迁），第一批招考学员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到齐了。舞厅的迪斯科旋律升起，年轻的学员们早在舞池人群的团团包围中下场舞蹈。在学员中，有专程从四川跑来广州报考的，也有不少人已有稳定的工作及优厚收入，还有来自文艺团体的专业演员——金星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张屹、张立孪生姐妹则来自北京空军政治部歌舞团。

没有人清楚自己将面对的未来是什么，但现代舞班的大胆、新奇吸引着年轻人到来。

在首批现代舞班学员乔杨的练功照里，“为发展中国现代舞而奋斗”的标语赫然悬挂在排练室镜墙上方。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舞班的真实写照，亦是杨美琦的目标。杨美琦“力图寻求在文化艺术上的东西方互补、共构，而又不失其现代舞的中国文化特质”。

得到广东省文化厅的支持，由美国亚洲文化基金会赞助，美国舞蹈节答应派遣老师来华授课，杨美琦还邀请了包括旅美华裔舞蹈家江青、王仁璐、香港演艺学院舞蹈学院院长胡善佳、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团长曹诚渊等担任顾问及导师。

此后，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及香港等各国各地风格各异的二十余位舞蹈艺术家相继前来任教：美国的莎拉·思蒂豪斯带来何塞·李蒙的“重心说”，在严谨规范的技术训练课程中将“稳与不稳”、“坠而复起”的人体运动原理传授给学员；美国的如碧·商以极度的身体松弛下产生速度和爆发力的理念，创作出连贯流畅的顺应惯性技巧，开掘出身体能量新局面；瑞典艺术家比基尼·奥格桑的元素创作法则从微量音乐的一个基本元素出发，通过核子般的裂变编织出质感丰富的舞蹈……

从学习、效仿到自我创作，现代舞班亦在传统文化中反复“实验”。教学初期，舞班尝试用东北秧歌、胶州秧歌、维族手鼓舞、蒙族筷子舞等民间舞蹈素材，陆续创作出反映中国社会风貌和民族风韵的《箩与竹》《潮汐》《太阳依旧升起》，亦呈现了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核心的《太极印象》《水禅》《峰峦》，以及表现现代中国人现实思考的《不眠的夜》《补色关系》《红兜兜》等作品。

在饱满的学习生活之余，年轻学员面对的是生活的拮据。每月60元生活费的标准，伴随他们度过了现代舞班最清贫的头两年。上世纪80年代末，各尽其能、按劳取酬的市场经济做法开始出现。看着大小文艺团队的演员纷纷走出大院，以各种方式“自我解救”，现代舞班的学员也开始悄悄外出炒更。

1990年，第一次参加世界级大赛的年轻舞者乔杨和秦立明凭借自编自演的《太极印象》进入法国巴黎第四届国际舞蹈大赛决赛，又以延续中国风格的《传音》一举摘下大赛双人舞一等奖，为中国现代舞在国际舞坛夺得第一枚金牌。六万法郎的奖金，半数归国家，乔杨和秦立明则一人分得1.1万法郎，结束了持续一年多时间“很不是滋味”的炒更。

在这枚金牌的激励下，现代舞团的成立也变得明朗起来。1992年4月10日,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下达了《关于成立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的批复》文件，万众期盼中，中国内地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终于如约而至。为现代舞团取名时，唐瑜特意将可进可退的“实验”二字摆在舞团之前——这两个字一带便带了12年。

广东现代舞团的舞者在排练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国际舞蹈界的成功典范”

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成立后实行团长中心制及“一年一签合同”制，杨美琦任第一任团长，曹诚渊为艺术总监，打破以往文艺团体的传统管理模式和用人模式。但建团之初亦有规定：三年后完全“断奶”，且每年只有25万元的财政拨款——这笔钱并不能满足舞团人员的工资需求。

从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开始，曹诚渊便自掏腰包六年，直至舞团终获香港政府资助。担任广现艺术总监，曹诚渊亦每年向舞团提供30万元的经费资助，舞团演员从现代舞班时期的每月60元补贴，到每人月均600元工资，加上曹诚渊补贴的一千多元港币，生活费终于达到近2000元，不仅自给自足，舞团演员的生活状况也大为改观。

彼时的广州南风劲吹，新的机遇与选择五光十色。组团建团意味着新一轮的选择与更替，1992至1993年间，秦立明和张延两大台柱与舞团告别，一时间流言四起。凭借强大的艺术吸引力和自我再生能力，新的舞者血液旋即汇入欣欣向荣的广东实验现代舞团，为舞团形塑出崭新面貌。高大俊朗的邢亮、桑吉加成为新一代“舞台双雄”，李捍忠、杨云涛、施璇等男舞者自成风格，女舞者亦有龙云娜、侯莹、周念念、马波、刘琦等，曹诚渊形容他们“个个不但是好演员，更是好编导，合力推出了不少精彩的舞蹈演出和创作”。

1996年，刘琦加盟广东实验现代舞团，从演员、教师、执行艺术总监、驻团编舞到2017年成为舞团团长，刘琦见证了广东现代舞团23年的发展变迁史。

1987年，广东舞蹈学校的现代舞实验班招生时，刘琦正坐在水荫路广东舞蹈学校的考点里，参加北京舞蹈学院的第一届本科生统一招考，与广东现代舞团擦身而过。1991年大学毕业时，怀着“离广东现代舞班更近一些”的愿望，刘琦填写了广东舞蹈学校的分配志愿，却被学校的民族舞剧系留下任教。直至1995年的第三届全国舞蹈大赛，刘琦以极具张力和爆发力的一支7分钟双人舞《忆》，引起杨美琦与曹诚渊的注意，终于正式获邀加入广东实验现代舞团。

当时已31岁的刘琦，毅然放弃工作稳定收入优厚的“金饭碗”，拖着一只箱子便南下广州——这正是当时舞团演员的缩影。“很纯粹的，大家并不是为生计考虑，这样才能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也许它不能提高你的生活品质，但精神上非常充实。”

包括刘琦在内的诸多演员都将1993至1997年那段时间描述为舞团“最活跃的、最红火的日子”。现代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没有边际的世界，激发他们探索与实验的欲望，身后亦没有后顾之忧——省文化厅给予充分的创作空间，曹诚渊的赞助也使他们摆脱了经济困难，这使演员们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纯粹的艺术创作。

刘琦回忆，那段时间来到舞团的演员身体技巧与创作水平兼具，“马波、捍忠、邢亮都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同学，侯莹、念念在舞院上我的课，桑吉加、杨云涛、施璇、左雁四个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的学生。”大家对舞蹈的认识处于同一个平面，彼此也充分了解，天时地利人和齐聚，舞团很快进入饱满的创作状态。1995至1996年，舞团经历各国艺术家特训及德国大巡演，刘琦明显感到舞者们在创作上发生质的变化。她刚来不久，舞团就以一个月一台演出的频率进行了舞者创作展演，连续演出三场。1996年，舞团奉上了《雷动》和《舞中人》两个现代舞专场，分别包括七个和八个演员创作作品，1997年舞团作品的名字更为漂亮，“春之萌动现代舞系列”由《白色四重奏》《蓝色咏叹》和《红色奏鸣曲》三台作品组成。

舞团外出访问演出，同时捧回了许多奖杯。1994年到1996年，邢亮、桑吉加分别在第六届、第七届法国巴黎国际舞蹈比赛中摘得男子独舞金奖，龙云娜亦获得1996年的女子独舞银奖（金奖空缺）；同年，在白俄罗斯“第九届维捷布斯克国际现代编舞大赛”中，侯莹、周念念、施璇又囊括了小节目创作奖的金、银、铜奖。同一个舞团的演员在国际上多次获奖，这在当时的国内极为鲜见。观看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的演出后，美国《纽约时报》舞评人盛赞：“这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奇迹！”

“国际舞蹈界的成功典范”，《纽约时报》如此作结。

2018年作品《潮速》

亚马逊森林

“别用手指着我！”在作品《不定空间》中，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的年轻舞者于舞台中央疾声呼喊。

从1992年成立至今，舞团始终面对诸多“指过来的手”。1993年，大型现代舞剧《神话中国》进京公演，观众无不为其用舞蹈反思批判中国神话的思维所震慑，以致有人断喝：“好大的胆子！”1994年，舞团和曹诚渊的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同台演出《九歌》，恰逢湖北武汉歌舞团进京献演同名传统歌舞剧。极具现代舞精神特质的《九歌》拂去原作的沉重晦涩，改求空灵清逸的视觉样貌，演绎出现代人对生死时空的全新感受，一时间与传统歌舞《九歌》同台争鸣，掀起热议。不少人因此质问：“这也算是舞蹈？”

噪声四起，但事实上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的创作仍然根植传统。刘琦等人在早期创作中依旧遵循主题先行的惯例，从文学性出发，慢慢才延伸至生物力学、人体运动学的表达方式，“现代舞主张从自我出发，但大众仍然需要传统的切入点，不能说这个节目一出去就叫‘重力’，他们会不理解，而且觉得无趣，对他们来说抒发感情的才是舞蹈。”

那段时间，舞团不仅时时纠缠于现代舞“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问题，还要面对现代舞不够“市场化”和“大众化”的质疑。演员们虽充满激情地创作“发自内心”、反观自我的作品，但观众只是朦胧地看着，偶尔因内心激动而拍手叫好，但多数时间仍然一知半解。

1998年初，曹诚渊受邀北上，担任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邢亮和桑吉加则去了香港城市当代舞团，迈入新千年，时任团长杨美琦又从广东实验现代舞团退休离团，舞团一时失去几位主心骨。2000年8月，舞团副团长、编导高成明临危受命，出任舞团团长兼艺术总监。“四到五年一个大变动，”刘琦回忆。2004年，早早施行“一年一签制”的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又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中国文艺演出团体中的第一个粤港合资企业广东星海现代舞蹈艺术有限公司诞生，曹诚渊亦再度回到广州掌舵，借助其资金力量和管理经验重振舞团雄风。

伴随改制，舞团的“实验”二字同时消失，这一年，重生的“广东现代舞团”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推广和普及现代舞艺术。汇集国内外现代舞展演的广东现代舞周和接连不断的大学巡演随之出现，广东现代舞团与观众的交流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国内现代舞亦进入百家争鸣的新时代：上海拥有了金星现代舞团，2003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北京现代舞团的发展亦日益活跃；2005年，曹诚渊成立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与北京现代舞团形成北京现代舞的两大阵地。此外，全国各地还涌现出一批年轻舞者自发组成的独立现代舞团体，陶身体剧场、生活舞蹈工作室、谷舞社、点典走廊等成为代表。

“没有谁能代表中国现代舞，中国现代舞是一个群像，”刘琦用“亚马逊森林”形容中国现代舞的生态，“它不像传统舞种，没有一个最高位的权威，在森林中各种‘树’都有。”

广东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等专业院团成为森林中的“大树”，拥有独立身体语言的“树苗”陶身体剧场则对“大树”发起挑战：“对中国舞蹈影响最大的是学院和舞团，但‘个人’在这两个地方都被磨灭掉了。学院里所有人跳舞都是一个样子。舞团到现在还是最早广州现代舞团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一代人的跳舞方式，一直没有进步。他们的发展都有局限性。”

这是七年前陶身体剧场创始人陶冶的发言，放在今天看，刘琦觉得亦为片面——大团有大团的特点，小团亦有掣肘之时：“个体艺术家的创作受限于人力资源问题，例如两三个人的舞团只能呈现两三个人可以表现的作品，何况陶身体这样的独立工作室也在壮大队伍、改变风格，状况是相对的。”

2017年，刘琦走马上任，却发现还是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如今的广东现代舞团是否还有自己的独特面貌？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为舞团工作的新起点。

百变“芥子”

“surprise”——这是广东现代舞团留给西方世界的最初印象。创作虽然还是“小朋友”，但“跳起舞来实在太漂亮”，刘琦如此形容。

市场样貌逐渐改变，商业演出和艺术节展演成为世界范围内现代舞团营生的主要渠道，光凭优秀的舞者和漂亮的肢体语言已不足以支撑舞团生存。“演出商是买作品的，没有作品就没有市场，就没有话语权”，为此，刘琦正竭力寻找广东现代舞团的全新定位。在她看来，广东现代舞团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即中国现代舞人才的培育孵化器，“人才在这里成长，然后像种子一样撒开。”而现在的现代舞生态全然不同，“树苗”已长成，个体艺术家有充分的创作和发表空间，各种舞蹈培训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广东现代舞团不应再成为演员的‘培训班’。”

刘琦的目标是一个职业舞团，这也意味着需要明确的艺术方针。但在如今广东现代舞团年轻的演员们看来，舞团吸引他们的，仍然是丰富的学习资源与多元化的艺术理念、实验空间。舞者张龙2018年底加入广东现代舞团，近一年时间，他对舞团的印象正是舞蹈风格上“切换自如的状态”，“前一秒还在蹦跳，下一秒可能就需要聚焦到身体的张力和细小的东西。”王美志加入广东现代舞团的时间更短，至今不过六个月，她对舞团的印象正是“多变”：既有注重传统文化内核的作品，也有纯肢体舞蹈。

年轻演员们的想法更“多变”：探寻自我、回归本质的简单思维，中西方文化融合尝试，生活中的细碎观察……“他们接受的信息量比我们那一代人大很多，对作品的想法也更多，一个舞蹈段落就想塞进很多核心点”，刘琦一面感叹，一面亦在创作中与年轻舞者进行着“相互刺激”。

眼下是一个多变的时代，演员的流动性强，舞蹈创想更大胆，信息碎片化程度也愈高。《须弥芥子》成为这几年广东现代舞团的一个剪影，演出舞者几经更换，《须弥芥子》亦从《微视界》的一个细小片段裂变出十几个版本的完整演出。它是舞者实验与创想的集合体，去除文学表达、情感表达甚至音乐节律等创作动机，走进纯粹的动作世界，亦通过不同的舞者与场景需要演绎出百般样貌。演出商和艺术节不断邀约演出，刘琦才逐渐看出《须弥芥子》的本质：“它能够适应这个世界不同变化的需要。”

这正是广东现代舞团今时今日的形态，“百变芥子”也得以与观众进行更多层次上的交流。8月25日，《须弥芥子》在广州天河区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当晚，尽管现场观众仍在提问“这部作品究竟在表达什么”，但刘琦和演员们已经可以零星听到观众对现代舞的自我理解。刘琦相信，舞者和编者并不是现代舞的唯一解释者，“就像旅行途中看到的山峰，它本身并不表达，映射的只是人的内心感受。”

观众不解，又问：“我现在无法体会到强烈的共鸣，那是否意味着我的某个‘点’还没有被触发？”

“可能你每天都路过一道风景，但突然有一天你才对它有感觉。风景一直在，你只需要打开心感受——先去感受，而非预设，”刘琦回答。

（参考资料：陈丹苗《飞舞大地》，谢培《独立现代舞团，存在的价值》，谢培《领跑中国现代舞发展，开一时风气之先——广东现代舞团：激情二十年》，曹诚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舞》，杨美琦《中国特色——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的创作根基》，杨美绮、李军环《九七·春之萌动──记广东现代舞团春季小剧场展演》，陈锐军《别用手指着我——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纪事》，高成明《写在广东现代实验舞团建团十周年前夕》，袁艺《中国现代舞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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