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平台售假投诉「拼多多黑科技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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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店主姚莺成为第一个因为售假，被法院判决赔偿淘宝损失的卖家。

2017年7月20日，上海奉贤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姚莺以掺假的方式持续在淘宝网上出售冒牌国外知名品牌的猫粮，其行为不仅损害了与商品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降低了消费者对淘宝网的信赖和社会公众对淘宝网的良好评价，对淘宝网的商誉造成了损害，应当就此予以赔偿。

2017年年初，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市场学助理教授张凯夫用来自60.3万名淘宝消费者、纵跨5个月的购买数据做了一个计量经济学分析：购买1000元的假货或劣质商品，会导致在之后的12周内，一个消费者在淘宝平台上的消费下降3570元。

“阿里打击假货，显示出平台不会偏袒这些售假商家，这个示范效果是巨大的。”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

这起案件是全国首例公开宣判的电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也入选了1月10日发布的《阿里巴巴2017年度打假报告》（下称《报告》）选出的十大打假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披露的电商平台假货治理的黑科技，让更快更好地打假前景光明。

同样令人欣慰的是，2017年马云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已然形成了社会共识，年末还在国家质检总局指导开展的2017“质量之光”公众评选活动中，入选“年度质量事件”。

过去的一年，阿里巴巴联合社会各界在网络假货治理上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根本性解决线下假货生产源头仍然任重道远。

值得注意的是，假货也出现了从传统电商平台向新兴电商业态、社交平台，甚至国外自建网站转移的趋势，而若要取得电商打假的根本好转，还需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

假货销售在新兴平台上流窜

2017年电商平台的打假取得了哪些成绩？

《报告》介绍，2017年，97%的疑似假货在销售前就被从阿里交易市场移除；95%的假货投诉在24小时之内处理完成；在投诉渠道更畅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侵权投诉量下降42%；关闭了24万个疑似线上侵权店铺；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抓捕了千余制售假犯罪嫌疑人，捣毁了千余家线下制假售假窝点。

“其实从整体上看，电商的假冒伪劣投诉占工商和中消协全部投诉的比例很低，近三年一直维持在1%-4%之间，而网购量每年都在以5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是成功的，打假也是非常有成效的。”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说。

高压打假之下，假货的生产、销售也在采取对策，并体现出鲜明的“进山”、“转移平台”、“出海”等特点。《报告》披露的阿里巴巴2017年打假十大案例中，2017年年初，阿里巴巴打假联盟创始成员LV收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料生产工厂。随后，LV找到了阿里打假特战队，协助当地警方，对永州皮料生产工厂、广州花都物流、仓储点和广州白云皮料批发下家档口同时展开打击。

永州市祁阳县的皮料生产工厂位于荒郊山顶，只有一条仅可供1辆车行驶的土路上山。该厂占地约2500平方米，警方在工厂内查获一批用于生产假冒皮料的机器及皮料成品，包括10支LV商标花纹印花滚筒，255卷假冒LV皮革。

据权利人LV介绍，每码皮料可以生产3个手提包或者10余个钱包，一卷400码的皮料生产的假包可以给制假者带来上千万元的暴利。

十大案例中，湖南娄底警方破获的一起涉案上亿元的制售有毒“假减肥药”案，生产假药的工厂同样隐匿大山深处，添加有毒有害违禁化学品西布曲明，每粒成本不足1毛钱，利润率近9000%。假减肥药从这里流向全国20多个省份。

除了隐匿生产基地，在打击之下，假货的销售网络也在“流窜”，从一个平台逃往别的平台，甚至出现在社交网络、新兴电商之中。

在娄底假减肥药案中，有公开报道就介绍，犯罪嫌疑人张某曾于2016年6月在淘宝网注册销售，因产品标题和产品描述含敏感词汇，很快被下架。为了便于产品的销售和在淘宝上的搜索排名，他就将产品不断更换名称，但依然经常被下架。

而通过微商渠道，他逐级铺开全国微商销售网络。张某建了微商群，只将信得过的全国总代理、省级代理、一级二级三级代理等“骨干”拉进群，立下类似传销组织的群规：严格单线联系，禁止其下线互相加微信、越级串货。

2017年11月1日，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端掉了一个假康宝莱生产窝点。公开报道称，犯罪嫌疑人阿彪主要在拼多多、国美网等多个网上平台销售假康宝莱。

阿彪供述，拼多多主打团购，“我们经常在拼多多上放带有‘海淘’字样的图片，宣称卖的是美国产的康宝莱，其实进货地就在苏州。”

甚至有销售商彻底摆脱了平台的“束缚”，自建网站针对国外市场销售假货。

2017年11月初，公安部宣布中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全链条捣毁一条通过独立网站Pursevalley.cn向美国等国家销售假冒奢侈品的犯罪网络，中国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36名，捣毁窝点7个，涉案金额或高达1亿元。

在阿里大数据的协助下，警方发现Pursevalley.cn注册于2013年3月，域名注册商为一家广东公司，但网站服务器位于美国。网站不仅发布大量虚假的低价打折名牌商品信息，还设有在线下单和客服功能。用户主要通过Western Union（西联汇款）及Paypal转账完成交易，支持美元、英镑、欧元等货币进行支付。

2017年7月初，接消费者举报，福建莆田警方对位于城厢区兴安名城的一涉假窝点进行打击。当场查获Topkicks.com、Yeezysupplys、Sneakeronfires.com等11个跨境英文售假网站，缴获精仿耐克、阿迪达斯Yeezy运动鞋百余双及少量Chanel、LV皮带。

此外，获取商家保留的部分销售记录3000余条，按销售均价200美元估算，总案值超过1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00余万元。

公开报道称，团伙头目翁某交待，2016年初他发现海外对精仿运动鞋尤其是限量款有很大的需求，为逃避国内网购平台的严厉监管，翁某自建了一支由十余名客服人员组成的跨境售假团队。

该团伙利用境外IP地址，自建英文网站展示商品，同时在Facebook、YouTube等英文网站做广告，引流至自己的网站进行假货售卖。翁某招来的客服人员多为女大学生，可以熟练地用英语与海外客户通过Wechat交流，用EMS快递进行假货商品的海外邮寄，通过西联、速汇金、中外宝等进行美元交易结算。

线上线下协同打假

“网络本身不会生产假货，真正的假货源头在线下，如果不能协同各方打掉源头，假货今天换个马甲，明天换个平台，打假只会陷入屡打不绝的困局。”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打假特战队高级专家诚黎透露。

但电商打假本身也存在掣肘之处。比如依靠大数据和黑科技，《报告》显示阿里平台上95%的假货投诉在24小时之内能够处理完成，但有些知识产权侵权，尤其是专利侵权还是远远超出了平台的识别能力。

“比如一家手机厂商向平台投诉另一个手机厂商在一个指纹识别器的设计上侵犯了其专利权，即使是真的侵权了，由于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业技术，平台根本没有能力识别。”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一名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更何况有的时候知识产权存在纠纷，有的商家会选择11月10日这天投诉它的竞争对手侵权，如果对被投诉的商品轻易下架，对另外的商家意味着什么就可想而知。”他说。

“在特定情况下，电商平台对于平台上的假货有一定连带的管理责任，但是仅限于合理的范围之内，比如明知或者付出合理注意就可以知道的情况，而不应当把平台责任扩大为一种严格责任，超出法定责任的那部分，应该理解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说。

此外，在电商打假的政企协同方面，可挖掘的空间也似乎很大。

2016年，阿里巴巴筛查认定推送的制假售假线索多达4495条，执法机关接收了1184条，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这33份判决书显示，涉案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表示，2018年阿里仍将不惜代价协助执法机关，围剿线下假货源头。

“挑战在于对证据的采纳上。在传统的线下打假时，我们往往是人证、物证一一对应，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店销售十万双假鞋，可能销售到了天南地北，最后我们执法的时候可能拿到的只有十万个交易记录，我们能不能对这十万双鞋统一认定为假货？那么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我们需要一一去寻找这十万双假鞋，这在互联网时代是不可行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

“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假货的证据认定，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不要求原来的一一对应，而逐渐迈向综合认定，或者抽样取证。比方说，十万双假鞋当中我们只要合理地抽取到一定比例，认定为是假货，而且根据其他的证据证明这十万个交易记录都属于真实的交易，就可以认定为假货。”高艳东说。

“制假售假被判刑的少、判实刑的少，主要原因在于司法认定上对证据要求比较严格。比如会看生产的数量、造成的损害包括已经销售的产品，有的商品在线下提货的时候往往还是半成品，也不会被记录在流通和销售市场里，所以在认定责任的时候受限较多，难度也大。”朱巍说。

“假货泛滥与地方保护主义有一定的关系，各地形成了很多假货集散地，我相信当地政府不是不知道，当然这里面有执法力度不到位、取证难等各种原因，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努力地摘掉假货集散地的帽子。”高艳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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