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公司撤出中国「甲骨文中国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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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企业家

近几年，外企光芒逐渐暗淡，老牌科技企业不断缩减成本，上演裁员戏码，中国分公司往往成为这些企业裁员名单中的第一位列。危机感笼罩下的外企人，一批人留了下来，另一批人则选择了适时顺应时代。

原标题：900名被裁员工正式告别甲骨文，那些离开外企的人都去哪了？

文｜《中国企业家》实习记者 李洁

5月22日，是甲骨文900名被裁员工正式告别公司的日子。

位于中关村软件园的甲骨文大厦一间会议室，一批一批的员工进进出出。他们需要在今天签字确认离职，这样他们才能顺利拿到赔偿。

“人很多，场面乱哄哄的，大家都在这一天办离职。”刘森向《中国企业家》表示，“签了字，就彻底和甲骨文没什么关系了。说不出什么心情，签吧！好聚好散。”

刘森任职甲骨文云计算部门，半个月来，他一直在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已经拿到了两个口头offer。”刘森透露。他身边也有不少被裁同事也拿到了offer，大部分选择了国企和银行。

12天前，他在公司食堂匆匆吃完午饭，便和同事一起快步走向离甲骨文大厦不远的中关村软件园。他们怀里抱着一沓简历，准备去参加一场特别的招聘会。

这是一场由甲骨文与中关村软件园牵头、专门为近期甲骨文被裁员工所举办的招聘会，时间是当天的12点至14点。

进入会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是刘森曾经并肩的战友。连续几日的焦虑尚未拂去，大家依然焦虑和不安。

5月6日临下班，包括刘森在内的甲骨文中国研发中心的员工，都收到了“第二天上午9点召开员工电话会议”的电子邮件。

“其实大家对于裁员还是有预感的，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刘森苦笑道。

5月7日上午，甲骨文召开了面向全中国区的电话会议，正式通知裁员决定，裁减对象是甲骨文中国区研发中心，900多名员工成为首批裁员对象，其中有500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甲骨文中国研发中心共有1600名员工。

“虽然在甲骨文不到一年时间，但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刘森向《中国企业家》表示，“裁员决定让人无奈，但这场招聘会还挺让我们感动”。他当天递出三份简历，并都约了下一步的面试时间。他透露，有些同事已拿到新东家的offer。

共有近400名甲骨文被裁员工参加了这次招聘会，华为、网易、联想、美团、京东物流等上百家企业向他们提供了岗位，简历交互量达近1600份，通过初试的比例达40%以上，对口企业认为80%应聘人员都符合其岗位要求。

这几年，IBM、微软、亚马逊等头部外企频频发布裁员计划，中国分公司成为重灾区。这些理工科学霸曾经向往的明星雇主，再也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他们走向了BAT（百度、阿里和腾讯），走向了中国本土科技企业，走向了创业潮。

“当裁员这种事情发生时，作为底层的螺丝钉，我们只能拥抱改变。”刘森表示。

落幕

曾几何时，进入500强外资企业是一众莘莘学子泛舟苦海之后的梦想港湾。寸土寸金的办公地段、舒适高端的工作环境、完善的福利待遇、规章化的工作模式、中英文混杂的工作语言处处彰显着其精英的身份。

但近几年，外企光芒逐渐暗淡，老牌科技企业不断缩减成本，上演裁员戏码，中国分公司往往成为这些企业裁员名单中的第一位列。

早在2012年，IBM就开始陆续裁减中国区员工；在收购诺基亚后，微软在2014后便掀起了全球化的裁员浪潮，被收购的诺基亚设备与服务部门裁员1.25万人，占裁员总数的70%，中国成为了重灾区；2017年，芯片制造商新博通宣布裁掉中国DCD（data control pision）部门所有员工……

对此，从事猎头行业十几年的李金强分析，这一切缘于市场价值规律的变化。2008年，在被取消超国民待遇后，外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渐显颓势。究其背后的根源，则是大型外企的本地化服务交付效率低下，与市场需求变化速度脱节。

此外，这些上一个时代的巨头，在互联网冲击下，转型时也倾向于用暴力裁员的方式来调转企业大船沉重的舵头。

外企日薄西山，本土互联网科技企业则日渐崛起。

中国互联网新贵更懂用户、反应速度和交付效率更快，以及亲民的性价比产品和服务，侵占了外企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虏获了用户的芳心。

危机感笼罩下的外企人，一批人留了下来，另一批人则选择了适时顺应时代。

拉勾网创始人、CEO许单单向《中国企业家》透露，拉勾网后台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6年两年间，出现了从外企跳槽到民企的高峰。

当时，恰逢国内一些独角兽互联网公司亟需正规化，外企高学历、技能过硬的大批人才跳入“萝卜坑”中，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拿到了不错的薪酬待遇。

不过，2017年后，这种潮流逐步降温。在许单单看来，和前几年相比，如今本土互联网企业的核心岗位所剩无几，再想在本土互联网企业中华丽转型难度陡增。

寻变

许华是外企离职人员中积极拥抱改变的一员。2016年，他选择离开工作6年的老牌外企，奔向了一家本土跨境电商企业从事研发管理工作。

此前，许华还曾有过短暂的创业经历，他对互联网狼性文化的公司并不排斥，这也令他很快地适应了本土互联网企业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比较遗憾的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少了。”许华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许华坦言：“在外企的日子，工作和生活实现了平衡，待在外企的确很舒服，可危机感也如影随形。”相比于之前在外企平均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实际工作时长，目前的状态让许华倍感充实。

除了本土互联网公司，创业也是许多从外企出走人的另一种选择。

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曾在日韩企业工作过10多年的崔娟也在多番忖度下，顺势踏入了创业大军的洪流中。

谈起陪伴她青春的老东家，崔娟依旧怀念。外企的等级制度、触手可碰的职场天花板是她离开的原因。

“公司的高层全是由日韩籍员工来担任，中国员工的工作业绩再好也依然没有机会。”崔娟向《中国企业家》介绍。

崔娟表示：“离职时我本身年龄大了，不太好能得到满意的offer，而且在外企工作了10多年，习惯了什么都按章程做事的工作方式，觉得自己无法适应本土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工作氛围，干脆就自己单干吧！”

在拉来了同样从外企离职的好友后，崔娟利用多年的市场公关经验，和朋友创立了一家公关公司。从之前外企的朝九晚五，到创业后手机7X24小时随时待命，崔娟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业艰辛，崔娟日日焦虑。盈利困难常常导致公司无法给员工正常发放工资，以至于招不到成熟优秀的员工，由此恶性循环，崔娟的公司仅仅经营了一年多后便惨淡收场。

回忆起那段创业的日子，崔娟表示疲惫不堪，并且无法兼顾家庭，尤其是孩子。她表示：“那时候公司里放着几个床铺，加班完就直接睡在那儿，半夜能回家都是一种奢侈。”

如今，崔娟选择了保险行业。在她看来，这个行业足够自由，工作量和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年纪大了，重心越来越放在家庭。作为一名母亲，我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崔娟表示。

外企光环不再，但是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轻易离开。

崔娟笑称，“80后”的观念和“90后”不同，前者更加循规蹈矩，加上有房贷等压力不敢轻易提离职，不及后者想法多变。“当时入职我所在部门的‘90后’都干不长，外企的工作内容在他们看来太没挑战性，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多。”

回流

在拥抱改变的外企人群中，一部分人成功转型，另一部分在折戟本土科技、互联网公司后又重回外企的怀抱。

许华身边就有鲜活的例子。他的多位前同事从外企跳到BAT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后无法适应，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外企，即便这些互联网企业给他们开出了近双倍的薪水。

“新兴的科技互联网新贵在管理制度上可能还未完善，螺丝钉感强的外企员工进入到此种类型的企业，难免会水土不服。”许单单向《中国企业家》分析。

创业公司除了执行力之外，还要求职员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如果员工自身有太强的框架感，显然不能够融入其中。

“外企人看重时薪，他们不想做‘年薪上的富人，时薪上的穷人’。而这归根结底还是个人适应性的问题。”许单单直言，很多外企人是用不适应民企思维来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而已。

此外，猎头李金强分析，在跨国企业工作的经理人，若是核心岗位的人选，即使被裁员后也备受市场追捧；相反，那些仅仅做些低附加值工作的职员，在就业市场上则会比较被动，这时他们就需居安思危，适时依据大环境变化调整自己。

因为，在舒适的外企高墙外，本土民营企业、新兴互联网科技企业正在舍命狂奔。国内大厂在对人才的吸引力方面，并不逊于外企甚至远远超越。

不过，对于目前网上有关甲骨文工程师的言论，刘森并不认同。

刘森解释，甲骨文虽然没有像互联网公司那样强制996加班，但身边的同事很多都将工作带回家。“有时候我晚上11点钟上线工作，会发现同事们也在线上。”

“眼下的就业大环境并不乐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比较困难。”刘森眉头一皱。

（应受访者要求，刘森、许华、崔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