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被罚真实原因「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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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5条售假线索，最终只有33例被刑事裁决。

当人们诟病阿里巴巴零售平台上的假冒伪劣，市值2000多亿美元的阿里巴巴也有自己的无奈。27日，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接受国是直通车独家采访，介绍打假究竟难在何处。

1184条线索，仅33例有刑事判决结果

2月27日，在阿里巴巴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公布了打假的一组数据。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阿里巴巴筛查认定4495条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27日的阿里巴巴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发言。

另一组数据更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

如同现实中的各种市场，零售平台上不乏假货。在这背后已经形成黑色产业链，有数据称，假货黑色产业链“从业者”数十万人以上，“年产值”超千亿元人民币。

郑俊芳用“雾霾”来形容与假货的战争。线下假货源源不断地从小作坊、黑工厂中产出，像雾霾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阿里巴巴只能持续不断投入高昂的人力物力以识别拦截假货。

“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阿里巴巴当天发出呼吁。

郑俊芳说，“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全社会拿出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货”。

道高一尺：售假手段不断升级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对国是直通车表示，阿里巴巴零售平台的体量已经非常大，平台上有几千万个商家，十多亿种商品，横跨很多种类，对如此多类别的商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首先就需要非常大的专业性，这并不是阿里巴巴一家企业就可以做到的。

国是直通车储倩 制图

“从阿里巴巴的模式上来说，线上攻防无法完全抵御假货”，叶智飞分析说，“从整个供应链而言，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阿里巴巴只是整个供应链上销售环节信息展示平台，没办法管理到供应链的生产和流通领域。面对整个链路，阿里打假抓手很少”。

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售假分子规避阿里巴巴大数据监测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堪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攻防战不断升级。

叶智飞回顾说，最早，大数据监测采取“品牌关键词 价格”方式，例如耐克品牌，售价明显低于某个价格的商品会受被大数据“扫描”到，平台将会对其采取措施。应对这种监控模式，售假者采取变换关键词的方式，如将LV标为“驴牌”，从而规避打假系统的监控。

但这种信息层面的演变会不利于售假者营销，他们又尝试将品牌LOGO隐藏在图片里。对此阿里巴巴不断优化系统，开发出算法去识别图片中的LOGO形象。这又减少了售假者的空间。

到了第三阶段，不少售假者开始转移阵地，在店铺里留下QQ等联系方式，交易前的沟通在其他通信工具进行，支付环节又回到支付宝，形成“职业化证据链条切割”，难以取证。同时，QQ等属于私域空间，零售平台无法监管。

当日在交流会的某民警表示，制假售假职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化分工进一步明确，然后犯罪产业链也进一步分散。现在很多假货都是分散在不同的代包工厂生产，然后再到一个作坊里去组装。以现有的法律，查到这些散货都无法认定其用途。

惩处力度：远远不够

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

按照现行法律，知假售假都会面临怎样的处罚？

按照刑法第140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按照刑法第213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实际量刑中，还要参考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意程度、对人身危害性等。

叶智飞介绍，研究33起刑事判决，涉及的47人中37人被判处缓刑。同时，大多判决仅为两到三年。情节特别严重的为三到七年。

同时从执法角度，打假也面临取证难问题。如售假人坚称交易大部分为“刷单”，售假并没有那么多，有时候线下执法时面临制假者转移或难以取证。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郑俊芳说：“最终结果是刑事打击力度不足，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无法有效遏制制假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

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魔高一丈：一件假货是如何被发现清理的？

攻防战不断升级，迄今，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

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呢？

叶智飞介绍，大数据打假，首先要获取负面样本，通过权益人举报，消费者投诉，“小二”经验积累，以及第三方专业网站，形成数据来源，并总结数据的规律。

然后，建立大数据打假模型，如在福建地区，一台电脑上开了很多网店，卖阿迪达斯、耐克，价格还很低，这就会形成一条规律，是大数据模型的一部分。把这些规律转变成代码，在平台全天无休地运转，把相关的信息抓取出来。

第三阶段进行判罚。阿里平台有一整套基于国家法律要求的对知识产权售假者追责体系。在天猫发现一次清退，在淘宝发现三次清退。

截至2016年8月，12个月内阿里主动防控系统拦截了3.8亿个假货产品页面。

阿里巴巴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但无法阻止制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阿里巴巴参与线下打假，一方面参与相关部门的协查，另一方面，主动出击，将相关线索移交给公安体系，并一直参与到公诉。

2016年4月，《2015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报》披露，阿里目前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大数据治假机制，并绘制出线下3518个涉嫌售假团伙的分布图，为多地警方实现精准打击、为品牌方维权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

阿里巴巴的压力，还有来自于国际品牌的压力。叶智飞表示，这需要权益人更积极得参与到打假过程中来，目前，阿里巴巴和LV、安利等品牌共同打假，取得很好的效果。

2016年，阿里巴巴LV接到举报，在广州有团伙生产销售仿冒LV皮革产品，并且出口到迪拜。在广州警方和迪拜警方的配合下，加上阿里巴巴打假团队的支援，一个制假售假团伙被端掉。这个由几个造假老手组成的团伙，在广州隐秘地布置生产线，在迪拜悄悄地安排仓储和销售窝点，创造着数以千亿计的“产值”。

编辑：宫雨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