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需不需要电商经营「农村电商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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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想起家乡，我想我大概不怎么爱家乡。1月5号下午，在贵州剑河麻栗村一位养猪场老板的乡村办公室，我注意到沙发扶手上摞着的书堆中有一套《平凡的世界》。我想起高三时在家乡（福建省四五线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一个隔壁班男生极力向我推荐这套书，他说，读到田晓霞死去时他整晚睡不着，“我也来自农村，书里的孙少平，就是和我一样的人”。
我已经不记得这个男生的名字了，但他的模样我还记得，长脸，细长的眼睛。我对他仅有的回忆始终和《平凡的世界》捆绑在一起，如果不是在读完书的那个下午正好碰到我，他整个高中不会和我说一句话。二十多年后，我仍然能在乡村看到这部小说，也许因为有些东西一直没有变。
能唤起回忆的总是那些“不变”的事物，随后几天，初次的贵州之旅仍会让我时常沉浸在对故乡的回忆之中，然而，找到“变化”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所说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进步”。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和妻子阿里尔·杜兰特，用50年时间写出11卷本巨著《世界文明史》，最后用一本箴言式小书《历史的教训》总结来自历史的智慧，他们给出了一个对“进步”的简洁、易于理解的定义：
“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
我们可以用这一定义随时衡量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生活以至一个政策、一个国家是“进步”还是“衰退”。
“进步”并不必然是持续的，也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健康的身体毫无疑问是“进步”，而疾病让我们立刻降低对生活环境的控制，带来短暂的“衰退”。
1. “去年最有收获的不是分红”互联网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进步，生活在城市的人，早已习惯互联网对日常生活无微不至的渗透和改造，但是农村呢？2020年是整个世界都充满不可控意外和艰难的“衰退之年”，同时却是中国发展目标中要消除绝对贫困的“进步”之年，互联网（尤其是电商）有没有为农村带来机会和进步？农村需要什么样的互联网服务？
为了找到能带我去乡村看看的人，我联系了远在荷兰学习人类学的女孩小谭。她的男友小孟似乎在保险业从事研究工作，有一个阅读数常年在两位数的公众号，从那些公众号文章来看，小孟经常去贵州各地的乡村做调研。
感恩人类学！我顺利地跟着小孟开始了为期五天的乡村调研。小孟的调研主题是保险扶贫，我则在一旁努力挖掘谈话中和互联网有关的信息。
我们每到一处最先见到的都是保险公司的人，小孟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去年情况恼火不”（总的来说都恼火），虽然在谈业务，但内容都是某地农户鸭子被大水冲到树上卡住，养殖户报告整个池塘里的鱼被大水冲走，有农户抱怨养的鸡被老鹰叼走希望得到理赔……这些茶叶蘑菇南瓜水果鸡鸭牛羊猪鱼鹅，离996的互联网公司，是多么远啊！
“去年最有收获的不是给村民分红分了多少钱，”养猪场万老板年龄应该还不到七十岁，个子不高，有一张（可能是日晒过度导致的）红脸膛，他对着小孟娓娓道来，“而是通过给村里提供一些公益岗位，扫马路、保洁等等，扶贫分红用工资的形式发放，用这种方式培养了人们的劳动习惯，让他们从等待脱贫到参与脱贫。这是这几个月最大的收获。”
万老板的养猪场就在这座办公小楼的坡下，每月能出栏1500只仔猪，每只仔猪能卖1500元，猪场最近正在爆发流行性腹泻，严重的时候抽根烟的工夫就有好几只猪被传染，刚出生的仔猪抵抗力弱，染病风险大，但是没有关系，万老板都能应对，他对各种疫苗优缺点了如指掌，谈话中充满丰富又生动的行业细节，虽以方言讲述仍金句频出：“产能不是产量”“非洲猪瘟很可能和新冠一样点状爆发常态化”“200头以下小规模养殖没有生存空间”……
养猪场虽在偏远乡村，整个产业却由环球贸易网络支撑，经营养猪场也需要调动千军万马和人类智慧：中美贸易战导致美国玉米进口减少，就转用阿根廷玉米；本地气候太过潮湿，玉米先在云南烘干再运过来每吨能节省一两百块钱；从新疆运来辣椒粕加入饲料中，有营养促消化又可使猪肉色鲜红好看；生物酶公司的废水富含蛋白质，可以用来处理猪粪……
在生猪养殖业，互联网似乎不太可靠。万老板抱怨有些精明人士在网上查询价格信息，从外乡偷偷买来便宜猪，极有可能给本地带来猪瘟。
贵州调研第一天，我住在剑河县城一座温泉酒店里，马路对面是下沉市场之王蜜雪冰城，我猜它和拐角那家华莱士全鸡汉堡一定也没有放过我的家乡，就像在异国看见麦当劳和肯德基会倍感亲切与安心，蜜雪冰城和华莱士，也许会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乡愁。
我开始担心我写不出稿子来。尽管酒店前台摆放着本地网约车公司的宣传台座，去麻栗村的路上我看见街边挂出美团优选的招聘横幅，高速路上一辆申通快递小货车超过我们绝尘而去。互联网的踪迹在县城不难找到，在农村则很微弱。
“我原来预设的主题，似乎不太成立。”我跟小谭说。我原以为互联网已经普遍地参与到了乡村产业振兴之中。
“哦哦哦，我觉得这真是太‘人类学’了。”远远的小谭安慰我，“人类学就是，田野和预设的都不一样……”
2. “平台太多太乱了”黔东北的印江县比剑河县更像我的家乡！在早晨、中午和傍晚，穿校服的小孩子在街上走来走去，身边没有大人。老城区里没有红绿灯，新城区有红绿灯大家也不怎么看都是直接过马路。老街上是一家挨着一家小小的店铺，在十字路口闻得到不远处油铺榨菜籽油的香气。吃早餐的豆浆绿豆粉店热气腾腾，只有两三张桌子，随时要和陌生人坐在一起。美团骑手的招聘广告贴在路旁公告栏上，“每月收入6000-8000元”。县城并不很美，但每个人都可在此游刃有余地生活。
印江是电商示范县。小孟说，在这里的乡村我们一定能找到互联网（尤其是电商）！我们一早就出发拜访一位有500亩茶园的中小型茶业老板，车很快离开了城区，驶入或下或上的盘山道。
文老板在路旁一座三层高的浅灰色小楼里，门口立着大大的“印江电商驿站”的牌子，牌子上不仅有“政务服务”的图标，还有移动、联通、电信、邮政四大巨头的加持，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皮卡，车身上写着“电商驿站直通车”。
互联网电商前两天隐匿不见甚至颇为负面，今天又如此直接地展现在我面前，就好像烧香拜佛的人一抬头，竟然看到佛祖正端坐于前，慈爱地说：文章可以写出来了！田野和预设可以保持一致了！
文老板和妻子共同经营茶园。他们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抖音直播，每天两个小时，每小时大约几百人在线。“流量太少了。”文老板说，“有时一天一两单，甚至一天一单都没有。还是需要专门的团队来做。”
文老板自己卖茶，每年茶叶能全部卖完，目前本地销售和线上销售销量各占一半。他早就放弃了和传统中间商合作，他的产量偏小，中间商总是借口茶叶不好跟他杀价，最后给他的价格就是成本加上加工费，根本赚不到钱。现在乡村缺少年轻人，人工费很贵，光除草一天就要80块每人次，很多事他都是自己来做。
“电商驿站”的牌子是2018年由政府主导立起来的，主要功能是帮村里人收快递，也帮忙卖点特色农产品，去年卖了干豇豆和红薯条，因为产量很小，代卖业务并不多。
文老板2015年开始在淘宝上卖茶叶。淘宝店不太好做，规则太多，流量要花钱买，入场晚的卖家缺少机会。拼多多上的店铺是去年开始做的，流量偏少，价格低的茶好卖一些（尽管拼多多给人“低价”产品更好卖的感觉，对农户来说，价格也比给传统中间商更高）。现在主要维护的电商平台是淘宝、拼多多和本地电商，本地电商的形式是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客户来加微信可以进一步打折。文老板去年花了一万块请人开发小程序，但小程序用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这两年电商起来了。2020年电商平台太多了，太乱了。光是政府这里的平台就很多，还有扶贫平台。”也许因为最近运营抖音效果不佳，文老板有点后悔之前不够重视在“今日头条”的店，2016到2017年间，政府主推“黔货出山”，文老板在头条开的店销量不错。平台第一年免费，第二年收费，文老板就没有继续运营。
但抖音还是要继续做下去。文老板的妻子正在学习制作短视频，以后也许会组建团队、做抖音的电商培训。
疫情对文老板影响不大，去年由于企业商务活动减少，用于送礼的高端茶销量下跌，同时企业经营不好账也难收了，但个人买家自用的中低端茶销量增多了。
我们下一个拜访的李子园在大圣墩，车沿着盘山路一直向上开，小孟的保险公司同仁一路狂踩油门，发动机轰隆作响，后备箱的纸袋子一会儿滑向左边，一会儿滑向右边。因为拐弯多且山势过于陡峭，山上祖先们覆有绿苔的墓碑常常近在眼前，让人忍不住想跟它们打招呼。虽然我的家乡也有山，但这里的山显然级别更高，更冷峻，也更好看。
“雕像！”坡上的梯田中央竟然矗立着白色的断臂人体雕像！我正惊叹于此地人们躬耕之余对美的追求，小孟说：“那其实是用商场的人体模特做的稻草人。”
山上风很大。很冷。李子园在一个巨大又工整的椭圆形水塘旁边。和我们相比，李子园吴老板显然有备而来，他头上严严实实包裹着防风的灰色摇粒绒棉帽，肤色黝黑，说话带着快活的语气。
他眼下最头痛的是缺种植技术，他的李子树本来到了丰产期，因为遭到不明原因的病害几乎绝收，请了成都和北京的专家来看也没解决。染病的李子树枝干发绿。吴老板还抱怨有乡村野狗闯进林场，把他养来除草的林下鹅咬死了很多。
吴老板的李子由于产量过少而供不应求，大部分李子通过微信转发，在本村就卖掉了。前几年李子由农产品批发平台“一亩田”全包，去年吴老板在拼多多上试了一下，卖了两千斤。一开始没有流量，根据后台提示做相应的营销活动，有一天有几千人浏览店铺，卖了五十多单。自己在电商平台上卖，价格比市场价要高得多。
“我自己想了一句广告语：能让人上瘾的李子。”吴老板对自己的文案颇有信心，虽然他的李子每年都出状况，但他高兴地赞美他的李子，相信新的一年他的李子一定会丰收。
“抖音也在跟我们联系。”吴老板说。离开印江后我看了文老板的抖音，也看了吴老板的抖音。文老板多数视频直接拍摄冲泡茶汤，辅以中国古曲，文老板的妻子试过边泡茶边讲段子，试过在头上插一支茶树枝，手里端一杯绿茶，叫大家去她的直播间。要拍出在白瓷盖碗或玻璃杯里吸引人的绿茶，真的不太容易。茶园风光在镜头中也是静静的。
虽然关注数只有两百，但吴老板的抖音胜在有动物。记得吗他还有林下鹅。他夏天拍林地上一大群毛茸茸的小鹅，配红色字幕“养小鹅子要有的赖凡星”（耐烦心）；冬天鹅就长大了，他拍一群大鹅摇摇晃晃地走路，吹着哨子喂大鹅吃东西。在1月25日发布的最新视频里，吴老板一手拎着一只大鹅，在两只鹅呱呱呱的叫声中说着（显然又是自己想出来的）春节促销广告：
“进入集市戴口罩，疫情防控很重要，鸡鸭鹅为农户养，过年需求来现场，保证买到是真货……”
抖音即使当下营销效果不好，也给人一种“上升势头很猛未来可能会很好”的感觉，令农户难以割舍。但抖音做电商平台要克服的困难还比较多。茶园文老板在抖音上买过东西，觉得价格高质量又无保证，他自己常用拼多多，买菜也用“多多买菜”。
3. 印江的马云“我们2016年开始做电商，先是做淘宝，然后是京东，拼多多是去年做起来的。淘宝只能做SC产品；京东特产馆对农产品来说门槛高；1688做不起来因为农产品无法做到品质统一；拼多多用户群以三四线县城为主，年龄跨度30到60岁，用户群体大，产品只要简单包装；抖音的问题是单次直播无法转换成长期客户，消费群体比较乱。我们在拼多多上直播，这样可以留住客户。”
一个业务熟练的小伙子，一边向我介绍各大电商平台运营的区别，一边向我展示一家已经销售了12万件商品的拼多多店铺。
“现在的问题是量不够。但我们通过订单式农业，签了合同的南瓜都有将近一千亩了。去年我们的货不够卖。今年辣椒签了将近两百亩。”
小伙子的老板姓杨，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圆脸年轻人，做电商之前已经在食用菌行业取得成功，做过一个专为菌农服务的小程序。人手不足的茶园文老板苦恼于电商平台过多不好管理，拥有团队的杨老板则拥抱所有电商平台：
“如果你今天还在做传统电商平台，是不太好做的，流量已经被瓜分和流失。传统电商同一款产品竞争太激烈。在上面搜香菇根本找不到我们，不是几百个店，而是以万为单位。现在电商平台多得很，常规的扶贫电商平台就有十多家。你看这个全国扶贫832平台，我们去年到现在卖了100万。”
杨老板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发展“订单农业”。他给我看一张全年计划收购的农产品表，上面列出了品类、收购时间、收购量和收购价格，4月要收购20万斤茄子，9月收购80万斤南瓜，保证全年都有产品可卖。农产品都是分散种植的，要收集这么大量的农产品，杨老板的员工每天都要到全县的蔬菜基地、电商驿站跑货源、签合同。
杨老板的事业非常顺利。我照例问他“疫情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杨老板回答：“疫情不但对我们没有影响反而还有大促进，人的流动减少，物品的流通还在继续，疫情让政府更重视发展电商，消费群体培养也完成了。”
而且，杨老板今年还招到了不少人才，“985的都有4个”，有天津大学的，有大连理工大学的，现在他有程序员能搭建网站、小程序，有美工、摄影师和主播。即便有一些人员冗余他也不裁员，因为“小县城培养人才不容易，能留就留住”。
还不止于此，他要为未来建立大数据系统，做到生鲜类产品可追溯，系统连接省市县仓。“贵州第一家县级云仓”是他做的，已经开始运营。
还不止于此，我问他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他沉吟片刻，说：“没什么太大的困难，我现在销售能够支撑我的运营。对企业最难的无非是现金流，我现金流没问题。”
他对未来有堪称宏大的设想。他要把公司运营电商的成功经验标准化、模型化，然后做电商培训、为个体做一站式电商解决方案，“降低普通人做电商的成本”。只需要一部电脑、一个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做电商，个人和企业可以代销，也可从公司进货，支持上架任何电商平台，产品图片、介绍、营销、发货由公司全包，“我们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个人只要维护好自己的社群”。同时个体和企业有多余物资也可以在他的平台上销售，一个农民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卖白菜，“以后有很多很多人在上面开店”。
这个设想既立足本地，又融合了已知的各种互联网电商形态：自建仓库和配送，平台上自营和第三方并存，像亚马逊和京东；为企业供货，是1688；对普惠性和低门槛的追求，又颇似拼多多；一键代销和社群维护，又是有赞、微店等微商的特色。
“县内资源要先用好，县外资源通过电商模式来做。”杨老板说你看这个文件，这里就有五千万销售额。
那是一个只有五六十字的消费扶贫“七进”政府文件（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要求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等后勤采购向地方产业倾斜。五千万在哪里？我作为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竟然看不透文字的秘密？我甚至默默看了看有没有藏头藏尾诗……答案是，五千万就藏在为机构后勤供货和配送的机会里。
和杨老板的交流唤起了我的焦虑。万老板、文老板和吴老板，聊得更多的是“当下”；杨老板聊得更多的是“未来”。他描绘的前景一片顺滑，他的业务不设边界，他有在地方生活中挖掘机会的能力，在言谈中展现出面向未来、积极进取、立即行动的个性，以上种种正是我在这次贵州之旅中找到的最像“互联网”的地方。他就是“叶公好龙”里显身的那条“龙”。
这种焦虑和人生挫败感，在读各种成功学著作、富豪传记、时间管理和理财之书时能感觉到，在听到比特币又涨了、5年前就看好的股票又涨了然而我都没有买的时候也能感觉到：时代给了我如此之多的机遇，我竟然无知无觉，没有任何行动，我的人生如果失败，不能推给运气，只能怪我自己不努力……
我怀疑杨老板有所夸大，但又被他说服。我想，电商模式设置得如此之复杂必定很难实现，又对自己如此轻易地下了判断感到羞愧，毕竟我只是空想，而杨老板付出了金钱和实际行动。
最后是杜兰特夫妇的“进步”定义缓解了我的焦虑，增进了我对杨老板的理解。如果他的商业计划真的能实现，对农户来说当然是一种“进步”：农产品有更多的销售渠道，农户可以多一种职业选择。
我也由此明白了为什么农户总是难以割舍短视频，相比文字，短视频大大降低了做内容的门槛。吴老板只要拍他的毛茸茸的小鹅（写了错别字“赖凡星”反而显得十分生动），促销时只要抓着呱呱乱叫的鹅对镜头说出销售信息，他甚至不需要太大的流量，只要内容能有效分发给附近的人，他的鹅就能卖出去。匹配的流量或许胜过大流量。
短视频增加了农户“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让如此普通的自己能被看见，就是“进步”。
4. 终于可以总结了终于可以对我的乡村调研作出总结了！行文至此我竟然有些忧伤与不舍。虽然我看不出五十字政府文件背后隐藏着的五千万生意，但我能看到明面上的事实，也有一些粗浅的见解，我还可以和熟悉乡村情况也非常了解农村金融（更不用说保险）的小孟讨论。
先说出乎意料的地方，一是，疫情对农业的影响并不大，极端天气对农业的影响更大。
二是，对农产品来说，物流和物流成本似乎都不再是问题。物流业已经准备好了！不知道奋发图强的物流业这两年发生了什么，访谈的农户都说快递费便宜了。李子园吴老板，以前每单运费10块钱起步，去年可以做到2公斤内3块钱；单日最高发货量曾达到八千件的杨老板能做到每单两块多；茶园文老板全部用顺丰快递，首重2公斤只要15块钱，个人买家一次也就买几百克的茶叶，对于茶叶零售正合适。
回到我一开始的疑问：互联网有没有为农村带来机会和进步？
当然有的，但影响力还非常有限，互联网对农业的参与只是刚刚起步（但呈上升趋势）。对农产品来说，传统渠道依然非常强大。农村依然缺少年轻人。乡村第一智慧屏幕很可能是智能电视，电视广告直接弹出二维码，推销各种成功学课程……
电商更适合中小型农户。目前线上渠道还只是线下渠道的补充。农产品销售主要面向的还是本地市场，线下渠道优先。像茶园文老板和李子园吴老板这样有余力做电商的农户，首先已经有了线下渠道的保护和支持，其次需要有富余的产量，这意味着他本身已经是比较成功的农户了。
产量大的农户不会放弃中间商，靠传统渠道出货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做电商。真正贫困的小农户，又很难有独立做电商的可能。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互联网服务？
农产品的特点是品类单一，季节性销售。个体农户需要轻量、灵活、低维护、账期短的电商平台，随时可用，用完即走，流量匹配基于本地且更精准，不会太少，也不会过多。
对农户来说最头痛的是运营。农户又要劳作又要营销，还要维护多个平台，实在太辛苦。小孟堂哥的合作社有1300亩茶园，过去也是自产自销，前两年曾有电商平台邀请直播，可是每年茶叶的销售旺季也是茶园最忙的时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实在没有精力再做直播。茶园也不可能为了一两个月的销售期常年雇佣营销人员。今年的模式是，茶叶由省公司全部收购，品牌和营销由省公司统一来做，合作社无需营销，也没有库存风险。
农产品的运营，要么交付给更大的上级企业或外包给杨老板这样的电商公司，要么就像李子园吴老板那样，由平台在系统后台辅以简单的运营提示，提供课程，满足个体单一品类农产品适当规模的分发。
农村还需要更灵活的金融服务。无论什么体量的农户，都会遇到现金流问题。小孟堂哥每年三四月收购茶青时需要大量现金周转。农村劳动力成本每年上涨，去年外收茶青合并用工价格每斤在80-100元，一天要加工上千斤茶青，一天的现金支出将近10万，堂哥每年都要借钱。只要这段时间过去，茶叶卖出，就没有资金压力。
小孟说，农村既需要短期可循环式小额贷款，也需要五年期贷款。以茶农为例，茶的生产周期是五年，茶树三年产茶，五年才开始大规模产茶，但是通常信用社提供的贷款最多只有三年，三年还不上钱，茶农就可能变成黑户，将来更难筹到钱。事实上茶农是有还贷能力的。
在当下，互联网电商和农户的最佳合作模式，小孟说，是“电商 合作社 散户”，或者像堂哥那样的“电商 企业（合作做品牌走流量） 合作社 农户”。
小孟同时认为，电商应该和地方龙头企业合作，参与地方农产品品牌建设。
“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可以做’质押’，龙头企业可以以此为依托组织抵押品和担保，比如存货、应收等都可以转化成为供应链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如果保险公司能对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产业链提供一切险服务，也能促使这一产业链的风险降到最低，从而实现担保的作用；进一步地，如果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结合，明确企业与合作社、合作社与农户的长期合约的有效性，则长期合约本身就是重要的担保和质押品。”
这样有多少个品牌，就有多少个地方的大型融资渠道，可以形成一个长期的金融、保险互助关系，农村企业的利润也可以上去。
在“电商 企业 合作社 农户”这种模式下，农户贷款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本地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和农户有长期合作，了解他们的情况，如果有一套比较透明的信用体系，就可以以直接融资的方式来提供资金，例如直销银行跟龙头企业或行业协会合作，由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来代理农户融资。
农业发展需要政府支持，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也需要政府支持。杨老板给我们的启示是，地方商人由于熟悉地方政策，和政府关系更紧密，地方农产品电商平台也许会有自己的发展机会，发展瓶颈也许是程序员。微信轻量的小程序让更多人能使用互联网工具，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对产量很小的小农户来说，真实世界中最完美的流量分发模式，也许是以前的集市。每周一两次，大小农户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农产品来赶集，找个地方直接就能卖货，镇上市民都会来集市上逛。江湖艺人可视之为专业内容公司，他们带着锣鼓和猴子，吞剑喷火，徒手劈砖，靠免费的内容吸引人流，卖祖传秘方和跌打损伤膏药。所有人一起烘托起整个集市的价值。周边沉默不语卖货的人，也能得到人流的关注，而且流量匹配产量，全由自己控制，卖完了就收摊。
《平凡的世界》描述过小农户在集市上的情形（陈思，《平凡的世界》的社会史考辨：逻辑与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进入“新时期”，1979年9月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为了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调整购销政策。”国家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启动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自主出售农产品，促使农产品集贸市场迅速恢复。
小说紧扣上面所提到的政策，恰恰从1979年秋天开始，石圪节集市显出热闹的景象：“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里换两个活钱，街道显然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涌满了人。”前去赶集的孙少安，口袋里的老南瓜很快卖光。
传统集市的重要意义，是对每个人敞开，帮助小农户“很快卖光”农产品，“换两个活钱”。
在大的互联网平台，小农户有没有机会，还要看互联网精神的迭代。这些互联网公司，是否从一开始就接受、尊重并保护多样性，是否在产品设计上为每一位普通个体保留被看见的机会，并不断调整内容推荐算法以更好地呈现“多样性”。
5. 人不能逃出他的故乡
离开印江前一天，我们去小孟堂哥家看茶园。
我、小孟和两个都叫小孟“舅舅”的女孩，从堂哥家走山路去另一个村子。因为天气寒冷，一个老人在她的农田一角烧着小小的火堆。一路上女孩到处跟人打招呼，走错路，甚至摔了一跤，小孟见到石碑就去看去拍照，我们还对着一个大大的扶贫牌子（但只捐款了1万元）取笑了一番，到女孩家里喝茶聊天吃橘子吃瓜子吃糖后又步行回来，做了这么多事竟然还不到四点。
堂哥家里出现了好多女人、好多男人和好几个小孩，小孩子跑来跑去，“啪”地摔倒在地又爬起来，最小的小孩因为白酒洒到眼睛里哇哇大哭。男人们聊着聊着，忽然七手八脚，把两张方桌并在一起，又在桌子上支起两层长凳，派出一人更换约3.5米高的天花板上一只巨大的节能灯泡。早晨因为蓄水池冻结停水，中午水池化了又能来水，晚上的家族聚餐绝不会受到影响。乡村日常生活状况频出但都能搞定。
晚餐坐满了两桌人。七点钟就喝醉的男人，十一点还在酒桌上，重复邀请我夏天来梵净山玩。女人们始终清醒，跟我说：孩子们不好好学习、不考上大学就没有出路。沉默寡言的大哥喝酒之后更加沉默，跟我说着客气的话，每句话只有几个字，旁边坐着的大嫂再用几十个字跟我解释一遍。
这是只在我童年过年时才经历过的乡村家族晚宴。我是作为陌生人置身于这种熟悉又亲切的氛围之中。到了十一点多，似乎是一个女人起身说了声“该回家了”，好像永远不会结束的宴席突然就结束了，男人们本来促膝谈心，互拍肩膀，忽然就“嗖”地上了车，谁喝了酒谁没喝酒，谁坐车谁开车，小孩分别挤在哪一辆车里，安排得明明白白，所有人都走了！
我回到北京的那天，北京通报新增1例本地确诊病例和4例无症状感染者，我的妈妈忧心忡忡，再次叮嘱我春节不要回家。微信群里到处都在转发“非必要不返乡”的通知。
而我已经回过故乡了。这个离印江县城不远的小乡村，像故乡一样厚待了我。
王鼎钧说：“人，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乡。任你在邻国边境的小镇里，说着家乡人听不懂的语言；任你改了姓名，藏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万人口里；任你在太湖以船为家、与鱼虾为友，都可以从你的家乡打听到你的消息。……即使那村子已成为一片禾黍，地上的石头、地下的蝼蛄也会对着来此寻亲访友的人自动呼叫起来。”
在中国，所有的乡村都是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