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南山程序员「深圳富士康好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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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30日的下午，28岁的黄征走出了南山科技园一栋写字楼的格子间。趁着电梯厅的镜面，他留下了在这家公司的最后一张自拍。一并进入镜头的，还有某互联网大厂的logo。

这是黄征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在深圳辗转4家互联网公司后，他决定彻底告别IT行业。

刚入行时，黄征给自己的职业目标是做十年程序员，而后进入技术管理层，或者成为IT创业者。

职业道路行至半程，他对原本的10年目标意兴阑珊，“一来当时太天真，把自己想的太牛了，二来即便做到了，也摆脱不了996”。

去TM的996

离开的念头，在工作第3年就有了。

那是黄征工作的第二家公司，一个傍晚，他在科技园内的快餐店吃晚饭时，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呼吸变得困难起来，他放下手里的筷子，走到门外慢慢踱步，不断地做着深呼吸。10多分钟后，状况总算好转起来。

那天夜里，坐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黄征想起打工诗人许立志的那句诗，“像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黄征同学的同事，就在一个加班的夜里，口吐白沫倒在了办公室。

寂静的晚上，黄征看着头顶白花花的日光灯，心里一阵惶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成为那颗掉在地上的螺丝钉。

在这次心悸之前，他满怀工作的激情与快速成长的渴望。

上司老秦为人不错，不吝与下属分享经验与专业知识，也很欣赏黄征的技术天分。他学到了大量的东西，职业技能快速成长。对于喜欢敲代码，热爱技术研发的黄征来说，这是上家公司很难给到他的价值。

这样的工作氛围之下，黄征和团队其他成员一样，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每天早上，他拥在汹涌的地铁早高峰里，吸着汗臭、口臭，从宝安一路挤到科技园，而后开始一天的高速运转，加班到深夜是家常便饭，通宵加班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两次以上。

心悸在其后出现了几次。黄征渐渐开始怀疑这份职业热情的意义——所谓通过技术积累，过上更好的生活，从本质上讲，不过是老板们榨取利益的糖衣。

即便是上司老秦这样的技术大牛，也根本摆脱不掉996的命运，更高的职位和薪酬，只是老板们促使他们以身体为代价，过劳付出的诱饵。

这样的判断，很快在第三家公司得到了更为确切的印证。

在这家公司他遇到了一位“变态制作人”，制作人在游戏开发公司的职能，相当于项目总统筹。

黄征之所以称骂这位上司变态，是因为熬了一个通宵后，整个团队赶出来的游戏新版本，仅仅是为了给老板看一眼。

这样劳而无功的通宵加班，黄征前后经历了好几次。加班到晚上11 点、12 点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每个深夜加班过后，老板次日都要在办公室里，指责制作人没有做好管理，累坏了“兄弟姐妹”。这位东北老板有着和刘强东一样的习惯，喜欢称呼员工为“兄弟姐妹”。

不久后他就同事那里得知，这是一套“驭人术”，老板负责在加班问题上唱白脸，制作人负责唱黑脸，只为让员工更心甘情愿地卖命。

无论加班到多晚，第二天9点，大家都要准时到达公司。因为部门要站着开早会，一个人迟到，就要连累其他同事站在会议室等他，一开始他不解，这种汇报“昨天干了什么，今天要干什么”的会议，完全可以在QQ群里解决，为什么一定要开会。

他后来知道，这同样是老板和制作人约定好的“驭人术”，目的不在于开会，而是防止员工迟到，“有谁好意思让别人站着等他”，同事在办公室里低声跟他解释。

黄征恨死了这样的日子，每晚工作到10点，脑力透支到极限以后，他的脾气变得格外暴躁，但凡一个人走过来提个问题，他必定要发一通火气。每周他要上六天班，工作日回到家后已经十一二点，健身、看书……任何能让自己喘口气的生活调节，都成为不可能。

而他工作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消耗在了低端重复性工作中，没法学习最新技术，距离自己最初幻想的“成为很厉害的技术牛人”，显得愈发不可能。

黄征决定“去TM的”。

他不再像过去一样，习惯将工作时间延长到9点以后。每天下午6点半后，他准时关电脑下班走人，迟到也成了习惯。没过多久，他参与的项目因盈利无望停摆后，他也被“优化”了。

曾经的上司老秦，已经跳槽了腾讯的某个游戏工作室。失业的日子里，老秦邀请他参观了腾讯的办公大楼。站在可以俯视南山的大落地窗前，老秦鼓励他学习虚幻引擎技术，为面试腾讯做准备。他笑了笑，随口搪塞过去。

他清楚，跳槽腾讯后，老秦的加班更为变本加厉。

经历无数次加班以及“驭人术”的洗礼，黄征的“上进心”已被磨灭殆尽。他决心找一家无需996的公司。很快，他就发现这根本不可能。

无需996的工作也有，但给出的薪酬根本支撑不了他的生活开支。他面试了一个多月，最后选择了一家“相对轻松”的公司。“相对轻松”的概念是，在996的前提下，这家公司的加班强度，比其他公司略低一些。

上班地点和之前并无差别，5年来黄征呆了4家互联网公司，最后三家都在科技园片区打转，离公司最近的地铁站，要么是高新园，要么就是深大。

在科技园里兜兜转转，就像他走不出的996宿命一样。拿到第四家公司的offer后，黄征打定了主意，就在这里混混日子。

“只要猝死得够快，内卷就追不上你”

李寅也在深圳做了5年的程序员，他比黄征小一岁，却没法“去TM的”。

他的孩子刚满一岁，买在惠州的房子，每月要还5000块房贷。相比于对996的厌倦，职业焦虑、生活压力更让他惶惑不安。

这种不安是从去年4月开始的。当时李寅参与的创业项目彻底停摆，收入都成了问题。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各项开销，他在求职市场上，给自己定了个2万的薪资标准。

工作找起来一下子吃力了很多。在此之前，李寅找工作可谓顺风顺水，基本上离职一周后，就能入职新的公司，那时他的薪酬还在1.5万以下。这次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了一份月薪2万的程序员工作。

他想起了之前同行讲过的金字塔理论，越往上走岗位越少，竞争就越发激烈，而到了35岁，就是职业的终点。“我来深圳5年了，再过5年，也差不多就到了职业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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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的工作虽不难找，李寅却从未感觉过职业安定感，他在深圳经历了5家公司，一半以上情况是被动离职——公司倒闭或者裁员。

他和同行讨论过这种困境，这与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现状有关。整个市场上，几个大厂分完了蛋糕，互联网小公司生存举步维艰，“九死一生就算是不错的了”，他发现大多数小型互联网公司，要么做成一个项目赚一笔离场，要么项目失败以破产收场，最好的结局就是被大厂收购。

“今天我到这里上班，看起来一切都还好，说不定明天就不行了。”在福永的一个科技园里，李寅指着楼上的公司说道。

去年，李寅的前同事进入一家大型集团从事技术开发工作。他劝李寅多考虑相似的机会，“大企业起码可以养老，至少稳定”。李寅觉得前同事讲的不无道理，但他也不太敢指望这一点，毕竟很多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照样要被公司“优化”。

孩子出生以后，李寅就陷入了技术焦虑，下班之后，刨去喂孩子吃饭，陪孩子玩耍的时间，他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充电的时间。

“我们这一行有句话，时代想要抛弃你，分分钟都不会等你，今年你用的是最新的技术，明年这个技术就落伍了”。

李寅之前有个做技术开发的女同事，在家休了将近一年的产假后，再上班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工作节奏，“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后来被调出了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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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腾讯做了9年游戏开发的刘超宇，将这种焦虑归因于“做技术的诟病”——国内互联网行业所做的东西属于应用层面，用到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国外的基础技术研发，“说白了人家是你的技术上游，你只是用了人家开发的工具型技术”。

“你得一直追赶人家的技术走，人家出了新的插件、技术和架构，国内所有的技术人员都要去研究它，不然过几年你可能就失业了。你得不断学习，来保持岗位竞争力，但你这样追赶，你比得过年轻人吗”。

比不过年轻人的，不止技术更新的速度，还有加班的热情。刘超宇离职前的那几年，发现刚入职的同事甚至在内网上发布攻略，分享如何在公司住上一个月——“在健身房洗澡，用折叠床睡觉等等，写了一二十条”。

刘超宇的一个前同事，从腾讯离职后开始卖保险。离开从事20年的IT岗位后，他跟刘超宇感叹“卖保险以后，感觉豁然开朗”，相比较之下，程序员职业则是”越做路子感觉越窄，选择越少”。

“说白了，同一个职位争的人太多了，工作经验已经不值钱了”，刘超宇觉得，这是中年程序员最为尴尬的一点。

近些年来，“程序员职业高度内卷化”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所谓内卷，即在蛋糕大小不变的前提下，分食蛋糕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现实下，分食者的个人最优选择（做题家、奋斗逼等）会导致整体的无效率和边际报酬的递减（700分读不了清北，996等）。

在网上关于“程序员如何避免内卷化”的提问下面，其中一个回答是“只要猝死得够快，内卷就追不上你”。

告别996，下一个路口

两年多前，刘超宇离开了腾讯，在深大附近开了家手工皮具工作室。今年夏天，因为疫情接连亏损了几个月，他和妻子不得不关掉工作室。

头顶大厂光环，隔三差五他还能接到猎头的电话。他懒得应承，“一旦回去，你就必须接受那种工作状态”。

黄征的上司老秦，现在过的应该就是“那种状态”——赶项目时，整个一年基本上都要晚上12点后下班，凌晨两三点下班回家也是常事。

几个月来，刘超宇和妻子呆在龙岗的家里，偶尔有皮具爱好者上门，体验一下皮具制作课。俩人希望找到新的自由职业，而不是返回职场。

刘超宇当初进入这个行业，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游戏开发的痴迷与热爱。十多年后他发现已经很难找到当初的兴趣，开发一款游戏，公司更关注的是商业价值，而不是独立创新性。

毫无节制的加班，也让他感觉整个行业将脑力创造性工作，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你做一个创造性的东西，你灵感好，状态好，一天就可以解决问题，状态不好一个月可能都解决不好，工作时长能解决问题吗？但国内企业已经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通过压榨劳动时间来实现突破。”

还好，9年大厂工作给刘超宇留下了一定的积蓄。足以让夫妇俩在失去收入的大半年时间里，相对从容地寻找一条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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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背负着更多现实压力。

他和妻子都是湖北人，俩人商量着等他离开IT行业，就回到武汉发展。可离开老本行，跨行业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回去到底做什么，要不要提前存够武汉房子的首付”，是他现在最焦虑的问题。

之所以要存够武汉买房的首付，是因为他在惠州买的房子，近几年都无法出售。根据惠州楼市政策，商品房需证满3年方可转让，现在李寅还没拿到房产证。

他更忧心的是，即便熬到可以交易，房子也很难出手，“那么多新房都卖不出，何况二手房”。

2年前，准备结婚的小两口在中介的“30分钟到深圳”游说下，买下了这套房子。现在他感觉握着一个烫手山芋，“住不了，租不出去，也没有升值，算上每月要还的利息，还是亏本的”。

对李寅夫妻俩来说，回武汉买房，怎么着都不是个轻松的事情。“要么背负两套房贷，要么亏损把惠州的房子割肉卖了，这个抉择很难。”

现在俩人带着孩子，租住在坪洲地铁站附近。李寅有3个同学住在附近，也都是程序员。隔段时间四个人会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起将来，大家通常以满嘴不在乎来掩饰迷惘，“有人说过几年回老家养猪，有人说回家继承老爸的养小龙虾事业”。

今年因为疫情，李寅一直在荆州老家待到四月份，小城生活让他体味到了久违的安稳感，“在家太幸福了，要啥有啥，生活又方便，就是没有好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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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黄征，当下的处境最为轻松，他形容目前的生活为“回到人间”。

去年找第四份工作时，他开始留心转行的机会。做跨境电商的朋友，给了他转行的启发。辞职以后，他重新租房，搬到宝安福永片区的一间公寓里，做起了跨境电商。这3个月来，每月收入大概有2万多元，这差不多与他之前的收入相当。

他有心把跨境电商做得更大一些，“明年去佛山，可以雇两个人来干，那边房租、人工便宜。”

黄征现在住的地方，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3公里。每天他睡到10点钟起床，打理一下电商账户、发发货物，一天下来只需工作四五个小时。他了有充足的时间，看书、健身，去附近转转……

“我有了自由的时间，可以去看自己喜欢的书。我期待自己慢慢变成一个很牛的人，正如在 2015 年 3 月，我得到第一份工作时，憧憬着自己将来能有一番作为一样。”告别996后，28岁的年轻人，许给自己一个新的未来。

备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